胡国庆，1960年出生，陕西长武人，当过兵，进过工厂，后来做了记者。
原《华商报》首席摄影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先后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5次获得陕西新闻一等奖，7次获得陕西新闻摄影一等奖，作品入选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四十年成果展，并有多幅作品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获得中国十佳青年摄影记者提名、中国公益记者、中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胡国庆1998年进入报社，见证过上百个重大事件现场，他用20多年的时间跟踪采访尘肺病患者和农民工家庭，用新闻报道推动了中国尘肺病农民的医疗政策改变。
2015年纸媒寒冬到来之际涉足自媒体，经历了行业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后，他始终不变的是关注底层人民的初心和深耕纪实摄影的决心。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偏远山村，用镜头和笔记录草根故事，在一张张真实的照片背后，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滚滚前进的印记与个人命运的悲欢交织。
1
都说您是“草根”记者，您的个人公众号也叫“草根”，可否介绍一下“草根”的含义？
2015年我注册了一个公众号，要取个名字。
到底取个啥比较好？我是一个摄影记者，是以摄影来取名字？是文学一点还是艺术一点？是直白一点，还是含蓄一点？
我虽然从事的采访比较杂，但是相对来讲关注社会底层民众较多一些，再加上我自己也是一个“小小的”记者，每天背着相机在外面跑，在外面转，我觉得我们都属于社会的“草根”阶层。
每个人都在追求平等，总会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草根们”在生存中挣扎。
“草根”是中国社会体量最大、故事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构成时代面容的一个个像素。
所以我决定就用“草根”来命名自己的公众号。
02
您是怎么走上摄影道路的？
1977年我高中临近毕业，学校组织春游，随行的美术老师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回来后，他让我做助手，在暗房里冲洗胶卷、印制照片。
第一次接触胶卷，感觉就像变魔术，一下子喜欢上了摄影，但那时候没有钱买相机，胶卷也是奢侈品，普通人消费不起。
高中毕业我去当了兵，退伍的时候，用部队发的100块补贴，加上母亲给的25块钱，买了一台上海产的海鸥4B双反相机。
当兵刚回来，还没分配工作，我就背着相机到农村给农民拍证件照，一张4毛钱，出去一个星期，能拍十来个胶卷，可以挣50多块钱。那时候是1981年，一个普通工人在工厂上一个月的班才36块的工资。
我当时就感受到改革开放真好，当“个体户”收入很诱人。
对我而言，在农村的这段经历不仅仅是物质方面有所收获，更重要的是，我开始了解农村，学会了和农民打交道，为后来的记者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1986年我被分配到陕西彩色显像管厂，那是一个大厂，有2万多名员工，还有自己的企业报《彩虹报》,因为我会摄影，就被安排去了厂报,厂里给我配了非常专业的摄影器材，我正式踏上了摄影之路。
我老家在陕西最北端长武县，紧邻甘肃，关中人称这一带为北五县（彬县、永寿、淳化、旬邑、长武）。北五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质复杂，千百年来这里的百姓生活极其艰苦，几乎是靠天吃饭。我的纪实摄影也是从这片土地起步的。
1992年“五一”假期，厂里九个年轻人去太白山探险时被困，当时动员了1000多人进山寻找，我跟随救援队采访，这是我第一次拍摄突发事件，回来后在《彩虹报》刊发了一组“太白山抢险”的专题报道。谁都没想到，这组照片获得了当年的陕西新闻摄影一等奖。
评委们都不相信一个企业报的记者能拍出这样的照片，还专门打电话到厂里询问，确认这组照片是我拍的，才给评了奖。
获得陕西新闻摄影一等奖后，我在陕西摄影圈里渐渐被大家熟知，此后经常给陕西日报、西安日报等投稿，发表了不少报道。
1997年，原《陕西日报》的摄影部主任张富汉对《华商报》进行了改版，邀请我到报社工作，1998年8月1日，我正式开启新闻记者生涯。
2019年6月21日，胡国庆在陕西柞水县采访。
03
您广为人知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反映社会底层的生活和困境的，是什么原因让你把镜头对准他们的？
刚开始我也没刻意要关注“社会的底层”。
采访的案例多了，就发现一个底层的人为了活下去，会作出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
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偷井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失足妇女”？为什么有人会赌上身家性命以身试法？这些行为的背后通常会有非比寻常的故事。
当记者以后，我对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体会至深。
底层民众在谋生的过程中有很多艰辛，作为一名记者，需要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也是记者的社会责任。
慢慢地，他们在我的报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我在自己的公众号的介绍里也说了，记录社会底层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04
您长期关注尘肺病人，报道过程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有什么收获和遗憾？
我从1999年第一次接触尘肺病人起，就开始关注这个群体，这里面几乎所有我采访过的人，都让我印象深刻。
当时在我国的职业病中，尘肺病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尘肺病人中，百分之九十是农民，他们在恶劣的作业环境下患病，却因劳动、医疗等制度尚未健全而不能得到相应的救助和赔偿。
这个群体逐渐被边缘化，许多农民受病痛折磨，家破人亡却无人知晓。
2011年我开始独立采访，一直关注至今，走访了100多位尘肺病农民，发表了30多篇稿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15年郭秀琴的故事。
时年44岁的郭秀琴前两任丈夫已去世，她身后的棺材原是给老父亲准备的 ，但当时第三任丈夫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她说：“哪个先走，哪个先用。”
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em class="wx_search_keyword" style="-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0, 0, 0, 0); margin: 0px; padding: 0px; outline: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display: inline-block; vertical-align: super; font-size: 10px; width: 1.2em; height: 1.2em; mask-position: 50% 50%; mask-repeat: no-repeat; mask-size: 100%; background-color: rgb(87, 107, 149); mask-image: url("data:image/svg+xml,%3csvg width='12' height='12' viewBox='0 0 12 12' fill='none' xmlns='http://www.w3.org/2000/svg'%3e%3cpath fill-rule='evenodd' clip-rule='evenodd' d='M7.60772 8.29444C7.02144 8.73734 6.29139 9 5.5 9C3.567 9 2 7.433 2 5.5C2 3.567 3.567 2 5.5 2C7.433 2 9 3.567 9 5.5C9 6.28241 8.74327 7.00486 8.30946 7.5877C8.3183 7.59444 8.3268 7.60186 8.33488 7.60994L10.4331 9.70816L9.726 10.4153L7.62777 8.31704C7.62055 8.30983 7.61387 8.30228 7.60772 8.29444ZM8 5.5C8 6.88071 6.88071 8 5.5 8C4.11929 8 3 6.88071 3 5.5C3 4.11929 4.11929 3 5.5 3C6.88071 3 8 4.11929 8 5.5Z' fill='%23576B95'/%3e%3c/svg%3e");">麻庄河村的郭秀琴，前两任丈夫都死于尘肺病，没想到第三任丈夫还是尘肺病，当时已经是病危状态。
报道刊发后，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当时十部委联合发文关注“尘肺病农民”，这也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提到“尘肺病农民”这一概念。
因为这篇报道，全国各地，尤其是陕西农村的尘肺病人，陆陆续续被纳入低保，在医疗报销比例上开始有一定的优惠政策。
当时郭秀琴所在的村里有100多个农民患有尘肺病。
遗憾的是，我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现在还经常接到尘肺病人的求助电话：“胡老师，你过来采访一下，帮帮我们吧。”我很无奈，现在退休了，很多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
05
您的另外一个专题《农民工妻子》，听说也是跟踪了20多年，为什么要通过这个视角、这么长时间，去跟踪记录农村发生的故事？
2001年春节，我跟着陕南农民工专列南下广州，在秦岭一个小站爬上来几个小伙，说他们那儿有个“寡妇村”，男人都死了。
我一开始不信，我做记者多年从未听说过，虽然山里信息闭塞，但这么大的事，多少会向外界传出一点风声，但旁边有个农民插话说：“确实有这事，但有多少寡妇不清楚。”
回去后不久，我几经辗转找到了这个“寡妇村”。原来是三年前河南发生一起特大矿难，死了80多个农民，而金银村就死了42个男人，留下35个寡妇，主要集中在一个村民小组，几乎每家都有亲人遇难。
24岁的寡妇张绪荣和她的孩子们（摄于2001年）。
我在村里待了七八天，走访每位遇难者家庭，家家都有各自的难处，大多数女人选择了守寡，年轻一点的改嫁走了，有个别的撇下娃、拿着赔偿金跑了，还有人改嫁给了小叔子。
一场矿难深刻改变了这个小山村许多人家的命运。死去的一了百了，活着的人却要承受巨大的精神折磨。
回报社后，我发表报道《男丁稀落的金银村》，也是通过这次采访，我开始关注中国农民工的妻子。
2005年，我申请了三个月的采访计划，得到报社批准后，自驾走访了三秦大地，最后去到珠三角等地采访。
报社给了我四个整版，这篇《农民工的妻子们》比较系统地呈现出农民工妻子的生存现状和困境，得到了读者巨大的反响。
当一个个具体的人生故事展现在我面前，虽然她们只是一些平凡的农家妇女，但她们的经历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
我觉得每个农妇都代表着乡村一个侧面，把她们的故事综合起来，就是当时中国乡村的素描。
2010年1月20日，宁夏海原县李旺镇羊山村，村民杨兰独自在家带着三个儿子，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当时西海固一带经济还很落后。
她们的命运，让我感受到心灵的撼动，看到中国社会在发展中走的弯路，从而反思社会中的问题。这是我坚持这么多年来一直记录的动力。
06
2018年您获得了中国公益记者的称号， 您怎样看待“公益”，以及它和“影像”之间的关系？
以尘肺病为例吧。
尘肺病是不治之症，不仅是病人自身如何接受治疗的问题，它引发的家庭和社会的问题更不容忽视。
如何引导社会资源去救助、如何让普通民众了解这个群体，让病人获得尊严而不被歧视，这就需要大量的影像报道。
近年来，我的“草根”平台救助了多位贫困的尘肺病患者家庭，有位西安企业家资助了20多名山里贫困生上大学，北京有位女士长期资助尘肺病家庭三姊妹上学。
纪实摄影带来的真实力量，能让更多人伸出援手。
还有前面提到的郭秀琴的报道，促成国家层面的政策改变，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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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采访了那么多不幸的人，人生观、价值观会不会被改变？
我刚进报社的时候，人生观、价值观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采访农民工妻子和尘肺病人，让我更加成熟。我看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体察到人间的艰辛和磨难。
虽然这些事情没发生在我身上，但我经常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会怎样？
2005年，在跟随警方扫黄的过程中，我采访到一名“失足妇女”李湘萍，她不识字，有3个孩子，母亲瘫痪。丈夫原先是个矿工，在一次事故中受伤瘫痪，丧失劳动能力。
为了养家，她去了西安一家饭店打工，一个月工资不到300元——家里2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怎么够？不得已从事“这个行业”。
2005年9月14日，李湘萍所在的“夜店”被西安警方取缔，房间的隔板被拆除。
所以，我开始理解一些社会底层的民众为了“生存”的所作所为，我从不歧视他们，因为他们想要的只是“活下去”。
这也促使我想要“强大起来”，只有强大起来，才有能力帮助他们。
08
最近您在拍摄什么选题？未来有什么计划？
我筹划拍摄“一百个尘肺家庭”。
我对荣誉没有什么需求，也不想通过消费苦难去得奖，我只想记录这个群体，他们是时代的一个侧影。
但是我现在退休了，没有机构支持，光凭个人的能力和财力，实现这个计划还有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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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总结一下您的“像素人生”？
我人生一路走过来，也是跟相机结了缘。
相机最大的一个功能，不仅仅是照相，而是记录时代，客观公正，不粉饰。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转载需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