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芳，安徽芜湖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摄协理事。独立摄影师，原新安晚报、合肥晚报摄影部主任，原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盖蒂图片社特约摄影师。
曾参加过全国两会、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和南非、巴西、俄罗斯世界杯等重大的新闻报道。《大众摄影》《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多次以专版形式刊登其作品。并多次在中国摄影报和中国记者等期刊发表摄影论文。
作品荣获第78届全球年度图片奖，七次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全国摄影艺术展和国际摄影艺术展获奖和入选。新闻摄影作品曾荣获“金镜头”金奖和年度图片专题奖，7次荣获国际新闻摄影“华赛”奖项。曾被腾讯网评为全国杰出人文关怀摄影师，荣获中国“金镜头”年度杰出摄影记者、中国十大杰出摄影记者、中国地市报十大杰出摄影记者和中国“今镜头”十佳摄影师。2016年创立新媒体号乙图，运用摄影方式为贫困者和大病家庭进行公益募捐，目前全网阅读60亿+，为2000多个家庭筹集善款近亿元。
我曾在安徽的两家媒体工作十多年。那时，报纸作为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在当地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每当有家庭遭遇大病时，他们常常会通过报社，寻求社会的帮助。我见证了无数这样的案例，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些身患重疾的孩子们。有一次，我报道了一个白血病患儿的故事，通过报道，将他的经历、家庭状况和所面临的困难公之于众。文章发表后不久，许多读者伸出援手，捐款相助。尽管那时的传播范围有限，但即便是一两千乃至数万元的帮助，对于那些绝望的家庭而言，已是莫大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公益救助模式。2015年，我开始利用互联网平台发起公益行动，借助腾讯公益等平台的力量，帮助更多需要援助的人。那时，网络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已经远超传统媒体。
我记得帮助过一对恋人，女孩身患再生障碍性贫血，却未告知男友实情，直到病情恶化，男友才得知真相，随后毅然决然地来到合肥陪伴她，并倾尽所有积蓄为她治病。面对如此感人的情景，我与医院合作，迅速在腾讯公益上发起募捐活动，仅仅一天便筹集到了30万元善款，腾讯公益将募捐链接推上了首页，极大地提高了曝光率和关注度。
通过这次经历，我逐渐意识到，摄影作品不仅能够记录美好瞬间，更能成为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媒介。此后，我更加积极地参与公益活动，利用手中的相机为更多家庭发声。
在合肥儿童医院附近的城中村，我拍摄了15位患病孩子的照片，并为他们发起筹款，最终筹集到30多万元。此外，我还曾为一位遭受继母虐待的陕西男孩筹了100多万元，以及为一个因火灾失去家园的家庭筹集了同样数额的资金。
每一次帮助都让我深刻感受到，摄影不仅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我至今仍记得2004年，刚到合肥工作时帮助农民工讨薪的经历。现在，每年的记者节和春节，那位农民工都会给我发来祝福短信，这份来自普通人心中的感激，比任何荣誉都要珍贵。我们虽然不能像解海龙老师那样子，通过一张希望工程的照片能够改变一代人，但也在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作为一名纪实摄影师，您最关心哪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群体？我一直专注于纪实摄影，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身边的人和事展开的，很少跨省拍摄大型专题，因为过去媒体的局限性，再加上我认为，把身边的人和事拍好，就已经足够有意义了。
我早期的作品关注的是粉尘民工，最初是从家乡水泥厂的搬运工人开始拍摄的。这些民工每天与粉尘打交道，包括开山工在内的群体，我都进行了长期的关注。之后，我还前往六安西河口拍摄了一群民工，他们在海南和金矿打工后返回家乡，不幸患上尘肺病。
我跟踪报道了他们十多年，直到这一群体逐渐减少，我才停止了关注。
通过报道，我帮助他们将尘肺病纳入了当地的医保体系。此外，“大爱清尘”项目也因我的报道而注意到了这个群体，并给予了帮助。我认为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我们国家在医疗保障机制上一直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尽管如此，目前仍然有一些药物无法纳入医保，自费项目较多，转院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也很高。
如今，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已经普及，但在发展中仍有一些人因病致贫。我认为，公益摄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是对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有效补充。在离开媒体行业后，我更加关注这一群体，希望能通过摄影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回顾我的作品，你会发现我特别关注那些因病返贫的人，尤其是农村里的弱势群体，这些题材占据了我作品的很大比例。
虽然离开了报社，但十几年的新闻工作对我的公益摄影工作仍有巨大的帮助。首先，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绝对不能为了“帮人”去夸大事实，更不能为了筹款而刻意营造某种氛围，尽管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他人。无论是公益项目还是公益稿件，我们都应该遵循新闻的基本准则——真实性，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红线。
在日常工作中，互联网平台能够形成良性循环，但也可能变成恶性循环。互联网筹款效果显著，特别是2016年到2020年之间这几年。那时，为一个重病的孩子筹款几十万是常见的事情，而对于重大事件，可以筹集到上百万甚至200万，这是因为互联网平台给予了足够的曝光度。然而，随着互联网平台的转型，特别是向移动端转变，流量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获得，筹款变得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更加谨慎地筛选求助信息，确保它们符合筹款条件。我们需要查看是否具备贫困证明等文件。虽然现在筹款变难，但我认为即便是筹集到1000元也是一种帮助，不应该因为困难而放弃。基于我在媒体工作的经验，我可以识别出哪些图片是伪造的。有时，摄影师为了让画面更具感染力，会采取一些不当手段，比如滴眼药水制造泪水，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对于这类稿件，我会直接拒绝。
在当下的传播场域，“内容为王”已经不敌“渠道为王”，在“算法”主导流量的时代，作为一名自媒体人，在社会价值和流量之间，您是怎样做取舍的？在从事公益多年后，以及积累了多年的摄影经验，我确实有过犹豫：是追求流量，还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后者——继续专注做好自己的事情。因为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如果去直播，可能会不太适合，尤其是当我们谈论的是公益事业。人们可能会怀疑我们在利用公益来吸引流量。我认为，踏实地工作才是正道。如果我要参与，那就是拍摄一些有意义的照片，做一些正面的传播，传递正能量。网络上有一种误解，认为公益就是利用情感来获取关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拍摄的许多照片都非常积极阳光，比如那些在儿童医院背后吴夹弄的孩子们，即便他们患有艾滋病或白血病，照片中的孩子们依然展现出快乐的笑容。即使是拍摄脑瘫儿童，我也努力捕捉他们的阳光一面。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记录下他们的悲伤的瞬间，因为他们是真实的人，有喜怒哀乐，但不会为了煽情而去刻意营造“画面”。
我认为，即使在自媒体时代，流量传播存在挑战，我们也应该坚守自己的底线，拍出高质量的影像作品，讲述真实的故事，同时，尽可能地通过传播为他们提供帮助。高质量的影像故事仍然有很多读者欣赏。在当前充斥着低质量短视频的时代，高质量的内容就如同一股清流。我相信，优质的创作终将会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和支持。
苏珊·桑塔格认为照片是呈现他人痛苦的媒介，与观看恐怖的艺术画作所带来的震撼相比，观看用特写镜头拍摄的真人真事的恐怖，不仅同样有这种震撼感，而且还多了一层羞愧感。但是，纪实摄影师被看作客观记录事实的历史书写者、真相的目击者，很多时刻都在直面他人苦难，您会有苏珊的困惑吗？雅安地震的时候，我拍摄了20个家庭，全家人站在坍塌的房子前面。他们都这么惨了，我为什么还要拍他们呢？我是有目的。
拍摄之前我就报社的房产部联系了，我要做一个公益项目，我把拍下的这些家庭作为影像档案，回头帮助他们。
回来后，我们点对点地帮扶灾后重建，当时有一个开发商就提了30万现金过来。有时候来我这里求助的家长在讲到伤心处会忍不住哭泣，作为摄影师我要拍下这个瞬间，不会犹豫。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了救他的孩子。人类的情感是想通的，他们悲伤的情绪可以通过照片或者视频，直观地传递到读者面前，让读者感同身受，更愿意伸出援手。如果镜头刻意回避苦难，求助者得不到想要的帮助，那拍摄就毫无意义了。当我通过图片报道，在网上4小时为重病的孩子筹得100万的善款，再回想起拍摄的一瞬间，我并没有“消费他人苦难”的负罪感，我的心情反而是愉悦的。
如今短视频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社交平台，加上AI的兴起，您觉得纪实摄影还有市场吗？7月13日那天，特朗普遇刺的照片引起了广泛关注，这让人们意识到新闻摄影依然具有生命力。虽然现在短视频和AI风头正盛，我也在过去一年中尝试了AI技术，并将其应用于照片和视频中。然而，AI技术的应用带来了质疑，人们开始怀疑照片的真实性。这对于新闻摄影来说是一个负面影响，因为我们作为历史记录者，如果照片的真实性受到质疑，那么新闻摄影的意义何在？短视频和照片有着不同的传播方式，短视频虽然盛行，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在公共场合观看需要耳机以免打扰他人。相比之下，照片可以在任何环境下静静地欣赏，不需要声音。特朗普的照片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摄影师捕捉到了一个独特的瞬间。如果这个瞬间被包含在一个短视频中，观众可能只会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而不是一个深刻的记忆点。因此，对于重大事件的记忆，一张有力的照片往往比一段视频更让人难忘。那是一次在黄山采风。我意识到，当天的黄山，跟两百年前的黄山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拍摄的黄山风光照片，没什么历史价值。我在安徽大学的一次讲座中，给学生们展示了一张100年前的故宫照片和现代摄影发烧友拍摄的故宫，画面上的房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说明了摄影作为一种历史记录方式的重要性。纪实摄影不仅捕捉瞬间，还需要保留时代的痕迹。假如，100年前的故宫照片上有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人，假如现代的故宫照片上有一个玩手机的人，那照片就有时代价值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照片将成为珍贵的史料。我用摄影帮助了很多人，未来我还会继续帮助有需要的人。
对于拍摄过的选题和帮助过的人，我也会持续跟进，做到有始有终。（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转载需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