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凡，1986年生于山西大同，悦尔像素核心摄影师，纪录片导演、影像调查记者，曾供职于财新周刊、搜狐新闻、中国新闻社，现非虚构厂牌“心像「SoulPix Story」视觉总监，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制作100多支中短纪录片，作品链接更多社会日常百态，关注大时代下浮沉的大多数和少部分，一直在尝试将“纪实”与更多样的表达方式融合。
图片作品曾入围国家地理中国区图片故事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27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人民摄影“金镜头”（2019年度），获2017年度财新传媒社会公平报道奖等。
纪录片作品曾入选第19届、第20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第28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多媒体单元，华时代短片节纪实短片单元，获2019年度香港国际纪录片节华语竞赛单元亚军，2018年映·纪实影像奖优秀奖，2019年华语地缘政治影展优胜等。
其中，入选第20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的作品就是悦尔像素资助拍摄的《疯狂排球》。
01
你的影像生涯是如何开启的？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离不开相机。2008北京奥运年，我爸送给我一台佳能400D，我开始用相机写日记，之后陆续签约各个图片库，为机构提供新闻图片。
我在重庆上的大学，校园的日常浓缩成影像，有新闻价值的图片传到图库，告诉山外面的人，山里面发生的平淡无奇或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记得最早拍摄的题材是重庆的天气新闻，一下雨学校起伏的小路就会看到瀑布。
当时《新京报》的气象版有一个摄影栏目叫《城市表情》，摄影记者们没事就去“扫街”，都能拍到很有趣的跟天气相关的照片，很吸引我。
2014-2017，广场上看风景。
后来我去了新京报实习，2011年进入中国新闻社，成为一名职业的坐班“摄影记者”——图片编辑，每天都要看成千上万张图片。图片来源各有不同，有外电、各大都市报、签约摄影师。
最有趣的是，我可以看到同一个新闻现场不同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很受益，摄影师们不虚构、不粉饰、不夸张的拍摄理念也深刻影响了我。
2014-2017，广场上看风景。
北漂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摄影记者合租一个房子，他们分别是中新社和北京日报的，所以我们生活和工作都在聊新闻聊摄影，还会一块去看各种各样的展览。
可以说，在我职业生涯的初期，摄影几乎占据了生活的全部。
02
你的作品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从上流社会到边缘群体，你是怎样规划自己的选题方向的？你最擅长哪些题材
从业十多年，我的镜头没离开过“凡人”故事。
我特别需要陌生的东西，喜欢去陌生空间里寻找人的某种细节，情感的，独特的，或者是反叛的，“陌生”会带给我思考。
2019，北京望京，《外卖兄弟》专题。
我生来悲悯，心疼那些活着不易的人，想多看一眼怒放之后稍瞬即逝的花，静候着泥沙俱下全部的不堪和失语，关注选题的当下性，与现实共振是否有烈度，是否有希望感，等等。
2017，北京，《停摆的滴滴村》
离开媒体后，我更在意影像是否传递人的情绪，试图寻找人的动机和意义，在人人渴求情绪价值的今天，突出信息的颗粒感是一种“显影”的手法。
03
在你职业生涯中，有没有对你触动特别大的选题或人？或者记忆深刻的事情？
现实中又很多事情值得被记住，不仅是我个人，因为这些都是时代的印记。
2017年，北京诸多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关闭，非京籍居民面临“回不去，又离不开”的问题。如图中的景观，静得动人，我脑补了学校当年喧嚣的图景，现实汹涌，只取一帧。
2015年，天津港“8.12”特别重大危化品仓库火灾爆炸事故。天津滨海新区的轻轨站，列车静静地停靠于站台，车厢内一片凌乱。站外小河对岸便是爆炸现场。在现场，感觉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但回京后，听到后续报道就会后怕。扔掉了全部衣服，用酒精擦拭伤口，擦拭每一件带入现场的器材，还是心有余悸。
2020年北京的冬天，我忘不了这对父子缠绕在腿上的胶带，北京刺骨的寒，挡不住他们对写字楼里表面光鲜的渴望，对真切生活振臂狂响，越来越多的善良走进了我们的视线范围，都要善待。
我更关注的是城市的普通人，尤其是与我相似或周围的人，除了好奇他人的生活，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内心的探索，希望通过了解他人来更好地认识自己。
我印象较深的是拍摄北京保镖学校的经历。这也是我跟拍时间最长的一个专题。
2014-2019，北京《保镖学校》
学校的陈校长是一位退伍军人，曾经是特战部队的一员，履历非常丰富。他创办的保镖培训机构在北京一度非常有名，业务做得相当成功。
2014-2019，北京《保镖学校》
陈校长的故事吸引了很多人，包括非虚构作家和纪录片导演，他们都曾去采访和拍摄他。人们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认为他智商情商都很高。多年来，陈校长的经历也有所起伏，但他具有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
2014-2019，北京《保镖学校》
就像我们新闻摄影师的转型之路一样，陈校长在他的行业中也有自己的节奏和发展历程。每当短视频时代到来时，他都能够迅速适应，成为一个中大型网红。
长期记录一个人物，从浅层意义上讲，就像是一个镜子，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自己；从深层意义上讲，每个人无论职业如何，都会面临相似的环境挑战，观察他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对我来说是一种收获。
04
什么原因促使你从摄影师转到纪录片导演？你的职业生涯有何规划？
在中新社工作了5年多后，我转投搜狐做编辑，随后加入《财新》杂志成为专职摄影记者。这一年，我经历了许多社会事件的报道，包括豫章书院事件、传销案件和泥石流灾害。高强度的工作让我倍感压力，精神状态不佳。尽管有领导的支持，给予了一些拍摄机会，但我并未在这段经历中获得满意的成果。
2017年，我像一支发条，忙碌于各类突发事件现场，疲于奔命。媒介形式日益丰富，短视频的兴起吸引了大量创作者。我在思考，传统的新闻摄影是否会走向终结？而且，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应对突发事件，身心俱疲，最终决定离开这个行业。
2018年，我开始尝试制作带有媒介属性的短纪录片，从全媒体记者转变为视频创作者。
2023年，杨一凡在青海拍摄纪录片。
纪录片领域的发展让我看到了新的可能。虽然起初我对短视频持保留态度，但还是尝试着在拍摄视频的同时用相机拍照。后来我意识到，这两种形式无法同时兼顾，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体系。于是，我开始制作短纪录片，尝试非虚构影像创作。
尽管短视频赛道充满机遇，但我并没有盲目转型为自媒体UP主。作为一名害羞的摄影记者和纪录片导演，我不愿意公开露面，更愿意在幕后工作。因此，我选择了纪录片创作这条道路，希望能够延续我的影像创作之路。
05
短视频时代，电视收视率已经直线下滑，长视频（纪录片）的生存空间会不会被进一步压缩？
2020年我历时半年拍摄了《棒球女孩》，该片的初剪版本长达1小时，最终播出版本为19分钟，并附带了几条几十秒到1分钟的短视频。
不同长度的视频各有特点，长片适合深入探讨主题，中视频则适合在较短时间内讲述核心故事，而短视频则更倾向于快速传达信息或情绪。
随着时代的发展，短视频越来越注重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讲述一个故事或传递信息。不同类型的观众有不同的需求，长视频的观众更倾向于在影院体验沉浸式的视听享受，而短视频则更适合移动设备的观看习惯。
各大平台在发展初期鼓励多元化的视频内容创作，既支持短视频，也支持中视频和长视频。例如，字节跳动曾设立奖项鼓励制作十几分钟到20分钟的短纪录片。随着不同类型的创作者逐渐崭露头角，短视频的变现能力逐渐显现。相比之下，中视频和长视频由于制作成本和周期较长，其变现逻辑更为复杂。
尽管如此，中视频和长视频的创作者并未能像短视频那样迅速实现收支平衡，同时满足创作需求和个人团队的生存。当前，长视频的数量明显减少，一些知名的厂牌更新频率也随之下降。
在当前环境中，长视频和中视频要想脱颖而出，需要与短视频有所区别，具备一定的深度和态度，传达更多的社会意义和思考内容。虽然存在专门的目标群体愿意观看这类内容，但整体市场空间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出现了平台间的变动，如网易的非虚构平台“人间”团队迁移到爱奇艺，表明仍然有平台愿意投资非虚构内容。然而，整个赛道正变得越来越狭窄。
未来，如果想要在这个领域继续发展，可能需要更多地强调共创和资源整合，以便共同推动行业发展，克服行业面临的挑战。
06
作为一名视频行业的从业者，你怎么评价现在的短视频风行现象？
07
作为悦尔像素的核心摄影师，你是怎么理解“公益”的？
公益影像创作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小到垃圾分类，大到群体的困境，不被大众熟识的失语群体，渴望看到世界的视障者，人为什么会过敏，全球气候为什么变暖，有些动植物为什么正在消亡 ... ... 如一颗一颗像素的公益参与者组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图景，人人受益，人人参与。
公益影像创作，需要随时保持一种清醒，观察生活，观看他者。参与到我们的社会共建当中，不仅仅需要悲悯，同情，更要真切地关怀共同的命运，发现、传递、解决，这是我理解的公益力量。
08
你怎样规划自己的“像素人生”？
干这行，免不了频繁地远走。
不停地移动，在陌生的城市醒来，偶尔在弥漫着陌生方言的路口恍然失神。
我们要经行山川湖海，抵达纷繁的世事人心，如一场复杂的漫游。浪漫而疲倦，就像是一个多梦的清晨。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转载需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