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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岱珊
具备7年以上双语纪录片制作经验。近5年主要从事国际长片制片及新媒体中短片的导演和剪辑工作;业余在MovieMonthly发布国际电影节入围华语纪录片的影评、专访。此前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任征片评奖统筹3年。长期和国内外电影节、提案会、基金会,及相关媒体机构打交道。中山大学人类学本科,伦敦大学学院民族志纪录片硕士。
01
作为制片人,您一般会选择给什么样的作品/导演做制片?可以用您制片的作品举例吗?
只讨论独立创意项目,我一般首先会看作品的表达是否具备跨文化对话的潜力。因为我本身比较感兴趣也比较擅长的,是国际制片——希望参与的项目,能与来自不同国别、社会、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有效对话,在这个大家都自说自话的时代,通过影像这一媒介,在人性层面或某个议题层面达成一些共识。
很多纪录片创作者选择的议题都很重要,关注边缘人群、关心社会问题,或者解决家庭内部或自己心理的创伤,所以他们在阐述项目时,故事往往听起来都让你很感动。但是很多片子,观看时却又让人觉得它的表达被一种叙事框架牢牢套住了,你在那个框架四周都找不到一扇门,根本走不进去。影像本身的魅力,就在于它传达信息的方式超越了文字和口语,影像语言有很多潜力可以用来进行更普世的表达,更直接地与观看者产生共鸣,但很多创作者常常忽略了这种魅力,选择用大量的文字和口语费劲地去阐释影像,或者用不合适的手法去处理影像,反而折损了它的魅力。
所以我比较喜欢那些能直接从影像本身去发现跨文化对话潜力、进行开放式表达的作品。这可能是判断我喜不喜欢一个作品的首要标准。
陈岱珊在拍摄现场(工作现场照)
虽然我也不后悔自己参与过的任何一个项目,因为对我来说都是学习的过程,但随着年龄增长,时间和精力都在自然耗损,所以在决定是否制片的时候,我可能会再多了解导演的风格,考虑合作的状态,更谨慎地选择什么项目才值得投入大量时间。
陈岱珊制片作品封面图
02
在您很多作品里,导演、摄影、剪辑、制片都是您。一个人包揽这么多身份,会让您更“自由”,还是让您被自己的视角困住?
我自己会觉得更自由一些,当然成熟的观众看我的作品时,一定会认为我被自己的视角困住了,这可能没法避免。One man band的创作方式基本不是我的主动选择,而是由纪录片创作本身的属性决定的。它的好处是,你不需要耗费精力去解决人员薪资、团队建设等问题,这本身就节省了很多精力,可以用来解决跟拍摄对象之间的各种问题,还有自己内耗带来的各种问题。如果要用最低成本组建团队,那我找人的优先级,肯定是摄影师第一,其次是联合制片人,然后有可能是剪辑师,至于导演、制片的工作,我还是觉得自己做更靠谱。
03
在上述职能分工中,您更享受哪部分的工作?
国际制片和剪辑。这两个工作,一个是跟从事影像的人打交道,一个是跟影像本身打交道,都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理由。
制片工作比起导演,我觉得有时候更适合我,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自我表达欲特别强的人,而导演岗位对表达的要求比较高。我喜欢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给项目做“翻译”,把我认可的故事翻译给不了解它的人听。这个工作既要求你对影像创作本身有深度的理解——这样才能代表导演、代表项目去跟外部沟通——又要求你对行业和市场有相对准确的认知,还要求你在语言和人际交往方面具备跨文化的经验和沟通能力,才能促成国际合作,我觉得是很有挑战又很有趣的工作。
而对剪辑的喜爱,则来自我对story telling和影像语言本身的喜爱:比起摄影,剪辑能给我更多私人空间去和影像互动,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去思考和实验,而且能看着一个艺术作品被一点点塑造成型,有很强的满足感。纪实摄影则更需要临场的快速反应,要对现场有非常强烈的直觉,要有操作相机的大量经验,还要有很强大的体力,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没那么有优势。
陈岱珊剪辑视频的电脑桌面
04
您做国际制片,经常要把一个文化语境里的故事,讲给另一种文化语境的观众听。您怎么判断一个故事“走得出去”?
中西方都是一样的,各种观众都有。如果我们只讨论那部分对异文化有包容和开放心态的观众,我觉得大家想看到的,都是能开拓自己对另一种文化的认知、又不会离自己生活经验太远的故事。尤其是纪录片的观众,应该都希望影片能在智识和情感上给自己一些冲击,否则何必看纪录片呢。所以回到我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觉得有跨文化潜力的作品,应该能在自己的叙事框架上打开一扇门,让有好奇心的西方观众走进去看一看——既看到不同的东西,又不至于离自己太远而阻断理解的可能。
拍摄现场,陈岱珊与工作伙伴
05
作为一个女性创作者,创作边缘人群题材的时候,您觉得性别带给你什么?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同理心比较强、对情绪和人际关系比较敏感的人,这可能跟女性性别有关,而同理心是创作这类题材最根本的品质。其次,我作为一个身材比较瘦小、长相比较温和的女性,在走进别人生活的时候,可能确实有一些优势,容易让人放下戒备,在大家还不相熟的阶段比较容易取得信任。但这只是创作的第一步。随着创作深入,跟拍摄对象之间伦理关系的处理,还是要靠创作者本人的把握和平衡,跟性别没有很大的关系,看的还是这个导演本人的修养以及能力。
陈岱珊参加第18届深圳青年影像大赛
06
你认为激励你从事纪录片的动力源泉是什么?在今天的语境下,您还一如既往地有创作热情吗?
如果能多一些像悦尔公益这样关注公益影像的基金会,可能会更有热情一些。但我对纪录片的爱没有变,因为我喜欢那些真诚、勇敢,直面对方也直面自己,用时间和人生经验酿造出来的故事;喜欢非工业化的、能看到作者性的、像手工艺品一样的表达;也热爱做纪录片的人——他们都是对世界充满好奇、有同理心、有些理想主义的人。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是一类人。
07
《地上铁》这部公益纪录片拍了三个自闭症家庭。拍摄这部片子,如果观众只能带走一件事,你最希望那是什么?
当时这个片子发出来以后,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片子里有一个主人公麒涵的妈妈,她在拍摄过程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她觉得少数就是要服从多数,怎么可能让多数来迁就少数。她讲这话的语境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自闭症的孩子有时候会在公共场合做出一些看起来不那么合时宜的举动,可能会让其他人侧目而视。那个妈妈就是很努力地让麒涵不要在公共场合做出不合适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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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公益影片《地上铁》
但是其实,站在他们的立场,对于麒涵本人来说,他其实并不知道合时宜还是不合时宜,这所有的规定都是外界给他制定的嘛。但我当时听到之后,就是觉得挺伤心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文明的社会,本身就应该把资源倾斜给一些少数、一些边缘——因为我们都是幸存者,多数本身只是因为幸运。所以如果要说让观众带走什么,可能就是带走这样一句话:一个文明社会,不是少数迎合多数,而是多数迁就少数。让社会资源向边缘群体倾斜,本应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伦理。我觉得悦尔公益,就是这样一个组织,也在倡导这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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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影片《地上铁》获2025年度公益影像奖
08
如果不做纪录片,您有考虑过会做什么别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