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后参加了青原色人文纪录中心的一个纪实项目《生的故事》，其形式是请很多孩子分别采访自己的母亲关于自己出生前后的故事。

每个孩子出生的故事都是不同的，但又是共通的，其背后反映的是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现状。同时作为人类的普通个体的生存体验可以经由影像传达给其他普通人。

我们的历史基本上都是王侯将相的专利，而借由影像设备越来越便宜和易于获取，普通个体也有机会分享自己的生存体验。

这其实也回答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影像公益和纪录片创作是没有界限的。

一部纪录片，只要它不是宏大叙事，记录的是某段时间某个地点的一些个体或群体的生存处境，它就是有意义的，它就能给社会和其他人类个体带来改变。

比如说有人用手机拍下了自己或者其他人的一段生活，然后稍微剪辑一下发到社交平台上，别人看到了可能会开心会感动或者产生某种感想，它就是一个影像公益。可能几十年后这个人不在了，但是他的家人或者后代再看到这些影像，这对他们来说又是另一种意义。甚至几百年后，当某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看到当时的这段影像，又能得出什么研究结论。

我认为记录本身就有其意义，而且少数人的记录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及广泛人群共同记录来得深远。

作为记录者，如果你只是单纯地记录，就很难左右故事的走向。一个故事是悲剧还是喜剧，往往在你开始拍摄时就已经决定了。

我们能做的主要是记录，尽管有时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一些事情，但很多事情并非单凭个人意愿就能朝好的方向发展，毕竟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蝴蝶之家》记录的是一群被家人遗弃的重症儿童的故事，但这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悲剧。

有的孩子去世了，有的孩子被领养，有些孩子突然生病住院，还有一些孩子的状况有所好转并转移到其他机构。

因此，我拍摄的实际上是一群普通孩子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我不认为他们因为身患重症就不是普通人——他们也有快乐，有自己的世界，并享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正如《蝴蝶之家》这个名字所象征的那样，每个孩子都像蚕蛹一样，在经历一个生命阶段后化蛹成蝶，飞向未知的世界。

至于观众看到的是悲剧还是喜剧，对我来说并不重要，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一种美好，因为人本身就是多样的。

关于“用悲剧推动公益”，我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苦难，只是由于社会阶层的不同，许多人看不到这些苦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

我觉得很多创作者会本能地走进那些阴暗、低矮、潮湿的角落，记录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

这并不是为了博取关注或帮助，而是为了提供另一种视角，或者说是对他人苦难的一种感同身受。

狗肉产业是一个相当大的灰色地带，由于法律的缺失，许多人冒着风险从事这一行业，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回报。

然而，这也引发了许多反对声音，尤其是那些从动物保护角度出发的人们，他们坚决反对这种产业，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冲突和悲剧。

在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我们不仅遭遇了跟踪、威胁，甚至经历了肢体冲突，但同时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

这个片子对我来说拍摄难度挺高的，因为这是我之前从未遇到过的题材和领域。

我认为“记录者”与“干预者”这两个角色并不冲突。

作为记录者，我首先是个人，而不是一台机器。当我认为有必要干预时，我就会采取行动，当然也会权衡干预对影片的影响，确保两者之间的平衡。

我和我的妻子共同承担了这项拍摄任务，并得到了一些朋友的支持。

目前，片子还在补拍一些镜头，我们正在寻找资金支持，以便完成后期制作。

比如要去拍摄秋天，有人会选择一个壮阔的地方拍摄一片森林，有人则会聚焦于一片掉落的秋叶。两者都能让人感受到秋天的气息，但我个人更倾向于细致入微地观察这片叶子——它的脉络、颜色的渐变以及它卷曲的姿态。《潜水钟里的阳春》也是如此。

为什么叫“潜水钟”呢？潜水钟象征了主人公被困于自己身体内的状态，同时也隐喻了一个个体经历深刻变化的过程。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家庭因为新冠疫情被困在“潜水钟”里，仿佛沉入江底，但生命与亲情却像小草一样顽强地发芽并恢复生机。因此，即使在这小小的潜水钟里，也有属于她们的阳春（阳春也是主人公的小名）。

这个故事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小家庭的经历，但它是成千上万个类似的家庭中的一个。通过这个小故事，我们或许能够看到无数个其他家庭的故事，感受到他们的希望与坚韧。

私人叙述虽然不如宏观视角那样广泛和全面，但它细节丰富，故事更加生动真实，更容易引发共鸣，这种共鸣往往比抽象的宏观描述更能打动人心。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私人叙述提供了从个体视角看待问题的机会。这种独特性常常能揭示出一些宏观叙事中忽略的细节和角度，为读者提供全新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