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0年出生于湖北汉川江汉平原的一个小乡村，父亲原来是基层干部现已卸职在家务农。他为我规划的人生道路是进入体制内工作。我按部就班地进入建设兵团和体制内企事业单位工作，并年年评优，但每一步都让我感到怅然若失。

26岁时，母亲去世，因工作未能见她最后一面，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她的离去也带走了我性格中的柔软部分，我开始第一次离经叛道，选择逃离体制，在茫然与彷徨中寻找自我价值。

我三次进出体制，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人生的无常，稳定只是相对的。

无论在体制内、公益组织还是商业领域，我的职业选择始终围绕“影像创作”这一核心。大学时期，马格南图片社的罗伯特·卡帕和罗伯特·弗兰克的作品对我影响深远，激发了我探索世界的愿望。

体制内的工作强调规训与服从，注重上传下达，不出错即可。而个人创作则更强调精神自由与试错，创新往往在不断尝试中产生。尽管体制能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但个人创作有时面临财务紧张的问题。我认为，体制和个人创作各有优势，两者并不对立。体制能够迅速解决问题，而个人创作可以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母亲的离世让我深感遗憾，也让我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和人生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都是一无所有地来，一无所有地走，虽然带不走任何东西，但可以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一段坚强的生命历程。

母亲的离去带走了我性格中的柔软部分，促使我变得更加坚强。因为我知道，还有许多人同样面临着悲伤和挑战，我们没有时间沉浸在悲痛中或整日哭泣。我们需要站起来，去做一些坚强而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创作题材和方向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更加关注那些被忽视或看不见的人群、个体及现象。

通过呈现这些“被忽视”和“看不见”的故事，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包括自己——尽快走出痛苦，勇敢面对并解决问题。

这不仅仅是自我疗愈的过程，更是自我调适，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迎接生活的挑战。

2018年3月，我辞职后开始寻找一种“间歇年”的生活方式，在国内到处散心。

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加入了北京的一个助学公益基金会，去广西边境支教了三年。

2018年至2021年，肖虎在广西支教的学生和队友。

对于物质及教育方面的差距，国家和民间力量可以努力缩小，但在精神信仰层面，我认为不应该过度干涉，反而应该保护他们特有的精神信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前三年在“美丽中国”公益项目支持下，到广西中越边境的支教，生活快乐且充实。在授课之余，我还有时间去拍摄纪录片、做田野调查，学校和教育局以及村民都很支持我。

肖虎在广西中越边境支教带的第一届六年级毕业生。

“美丽中国”的项目结束后，我又去了另外一个省份支教，在那里也碰到了极其不正规的民间支教机构以及极力掩盖留守儿童问题的地方教体局，纪录片创作也遭遇巨大的干扰。

我对当前许多关于留守儿童的纪录片感到不满，因为这些影片往往呈现出一种单一视角。

这些纪录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卖惨型：主要展示孩子生活的艰辛，比如父母不在身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很苦；

政策呼吁型：强调政策缺失和资金需求；

官方宣传型：侧重于爱与希望的主题。

肖虎在广西中越边境记录一名壮族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

然而，当我亲自拍摄留守儿童的纪录片时，我发现这些孩子并不需要那些旧衣服或捐赠品，他们更想要的是新衣服，而不是别人用过的旧物。因此，我决定拍摄一种更贴近他们真实生活的纪录片。

在我的片子里，我不特别赞美支教者或公益组织的到来，我只是如实记录他们的生活状态。

纪录片《山火在燃烧》里的留守儿童。   肖虎 摄

关于云南中越边境留守儿童的纪录片《山火在燃烧》。  

我最喜欢《山火在燃烧》，这也是一部关于云南中越边境留守儿童的片子。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山火象征的是留守儿童那顽强的生命力，在面临诸多挑战下的自我个性与天性的保持，虽然有点放浪不羁但也返璞归真，我们要给这些留守儿童更多的是等待而不是干涉。

纪录片《山火在燃烧》中的留守儿童。  肖虎 摄

肖虎纪录片作品《好学生或坏学生》。

我的核心目标是将这些发现提供给决策机构和智库，包括高校和民间智库平台，希望他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能够参考我所揭示的现象，有点类似于写内部参考材料，我希望通过这些工作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变化。

无论是作为支教老师、公务员，还是现在在武汉坚持做疫情及后疫情时代的民间内参，十年来我一直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

这个梦想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确实有些困难，主要是资金短缺的问题。

过去，我拍摄的许多专题照片和纪录片都是自费完成的，已经花费了不少资金，目前经济上已经相当紧张。然而，这个梦想依然存在，只是暂时处于等待的状态。

肖虎在云南中越边境村寨拍摄。

肖虎在武汉拍摄。

我把自己比作一个拿着喇叭的人，大声喊出问题。如果有人听到并采取行动，那当然是好事；如果没有听到，也得继续喊下去，因为如果不喊，就更没有人会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