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桀
青年纪录片导演，悦尔公益签约摄影师。
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2021年开始从事纪录片拍摄与制作。
多年来在主流媒体从事纪录片拍摄，坚持用影像记录社会、传递真实。
曾供职于新京报社政务服务部，任视频导演。
纪录片作品《首都守夜人—热力之脉的守护者》获应急管理部第四届新媒体作品“年度优秀作品”。
纪录片作品《不服输的“羊赌君”》在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播出，并获央视网转发。同时参与过多部央视纪录片的幕后工作。
获第27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青年影评人”称号。
参与“一部电影美育”2024摄影创作营。
座右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01
您在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的学习经历，对您的职业发展有何影响？
我觉得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的教育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层面，一个是平台资源。
在技术上，学校对我们的培养目标很明确——就是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具备完整影像创作能力的“成熟创作者”。学习的课程设置非常全面，包括摄影、编剧、视听语言、纪录片创作、电影理论、剪辑与后期制作等。
这些系统性的训练让我在毕业后能够迅速进入行业，掌握基本功，不至于在实操中走太多弯路。
孙子桀肖像。
另一个是平台价值。因为学校在北京，能接触到很多媒体资源和影视项目的机会，这对于刚入行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在校期间就能参与一些实战项目，帮助我更快地适应市场节奏，也更早地理解了行业的运作逻辑。
不过毕业之后确实有一个现实落差。
在学校时总想着要拍“大作品”，但真正进入社会才发现，光有理想远远不够。这个行业里能干活的人太多了，你凭什么被选中？很多时候，不是你有没有能力，而是你有没有人脉、有没有机会。
我毕业后两年其实是以“半工半徒”的方式跟着老师做一些拍摄辅助工作，比如摄影助理、导演助理，或者跟拍花絮之类的。虽然这些项目大多没有署名，也没有太多报酬，但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学习过程。
直到2023年，我才正式进入新京报社政务服务部做视频编导，算是第一次稳定就业。
现在我也在尝试自己接一些活儿，边干边积累经验。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想在这个行业立足，有两个路径：要么你自己有足够的资金去独立创作；要么就先从给别人拍片子做起。
后者的好处在于，别人有平台、有资源，你的作品有机会被看到。
只要你珍惜每一次拍摄机会，在有限空间里认真对待每一个作品，才能不断获得下一次机会。否则，很容易就被淹没在庞大的竞争者之中。
02
您参与过电影美育摄影训练营等多领域培训，您如何理解"影像的社会功能"？
影像作为一种媒介，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够直接、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艺术形式或工具。
从1838年摄影术诞生到1895年电影被发明，影像就不同于文学、音乐或绘画——那些艺术形式需要通过文字、音符或者色彩去“再现”现实，而影像可以直接“复制”现实。这种能力让它天然具备了记录社会、表达观点、传递情绪的力量。
在我看来，影像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呈现问题，二是推动关注。
影像本身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是背后的传播机制和社会资源的联动，让能解决问题的“力量”看见问题，并激发他们采取行动。
孙子桀纪录片作品《首都守夜人-热力之脉的守护者》海报。
尤其是在今天，随着短视频的兴起，拍摄和发布影像的门槛越来越低，很多人用手机就能拍出有冲击力的内容，甚至成为社会热点。这说明影像已经不再只是专业人士的专属工具，它正在变成一种人人都能使用的“社会语言”。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影像的价值不仅在于制作的精美程度，更在于它的传播平台和影响力。一部非常精致的作品，如果没人看，它的社会价值就很难被释放出来。相反，一段粗糙但真实的视频通过主流平台发布，它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指数级的。
所以，不仅要拍好片子，更要找对发声的位置。因为只有当影像被看见，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意义。
03
当下年轻人常陷入"技术焦虑"，您认为创作者应如何平衡技术精进与人文关怀？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我在戏曲学院读书时听到的一个争论。
当时有学者提出：“演员最终拼的是文化。”这句话引起了不少争议。很多一线的表演者并不认同，他们觉得演员最根本的是基本功、是舞台上的掌控力和表现力，而不是你读了多少书、有没有文化。
这两种观点我其实都理解。
对于刚入行的年轻人来说，技术确实是门槛，是你能否站稳脚跟的关键。比如一个摄影师，如果你连灯都不会架、镜头都换不利索，那说再多的艺术理念也没用——没人会请你上片场。
孙子桀导演作品《女将》截图。
对大多数初入影视行业的年轻人来说，“技术为先”是现实而必要的选择。只有掌握了扎实的技术基础，你才有资格去谈创作、谈表达。否则，再好的想法也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但我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很多同行在技术层面已经很熟练了，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社会议题、关注人的处境。比如我身边不少摄影专业的同学，他们更愿意评测各种影视器材的性能，却很少谈论一部片子背后的人文价值，这其实是一种“技术型思维”的局限。
可当你真正进入行业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技术只是起点，而深度来自于人文素养的积累。尤其是做纪录片导演，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人、是社会、是时代。你拍的不是一个设备展示，也不是一场视觉奇观，而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故事。
我记得有一位年过半百的摄影前辈，他还在一线工作，从不发什么器材测评，朋友圈全是关于社会观察、人性思考的内容。这种转变，正是从“技术驱动”走向“内容驱动”的体现。
孙子桀摄影作品。
作为导演，我越来越意识到：作品是否动人，不在于画面多精致、剪辑多炫技，而在于你是否真的理解你要讲述的对象，是否能与观众产生共情。这就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历史、哲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的知识储备。
就像那位学者所说的，演员到了一定境界，拼的就是文化——因为文化的厚度决定了你对角色的理解、对人生的洞察。而导演也一样，当你越了解这个世界，越懂得人心，你的作品才越有可能打动人心。
04
您如何平衡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与纪录片的艺术追求？
我的理解是，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这个片子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如果强调“明天就要用”，那它的首要属性就是新闻产品，而不是艺术作品。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优先满足时效性，把信息传递放在第一位。在这个时间框架内，无法投入大量精力去精雕细琢，效率比完美更重要。
孙子桀纪录片作品《首都守夜人》截图。
当然，也有那种既要求时效、又希望有纪录片质感的项目。比如有些选题给一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但期望做出专业级的内容。这类项目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认为应对这种挑战的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技术熟练度和流程掌控能力。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就要想好后期怎么剪辑、素材怎么归类。整个制作流程越熟练，就越能节省时间。
我特别感谢以前带我的老师，在参与央视项目时他教会我一套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按照步骤执行，就能高效出片。这套方法虽然看起来机械，但却是多年经验的积累，它能让你在有限时间内做到最大化的表达。
二是在拍摄中有意识地捕捉一些“非时效性”的内容。比如人物的情绪、细节动作、环境氛围等等。这些画面不会因为时间推移而失效，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片子的情感厚度和艺术价值。即便整体节奏很紧，加入这些元素也能为作品注入温度，起到一种“缓冲”时间压力的作用。
05
您的工作经历横跨纸媒、央视、影视机构，不同平台属性对创作自由度的影响是否让您产生过困惑？很多年轻人抱怨"理想被现实消磨"，您如何保持创作初心？
我一开始也有过困惑，尤其是给央视制作节目，一个片子要七个人审——主编、执行制片人、制片人、责编、部门副主任主任……
但后来慢慢就理解了。
如果你不是自己投资、自己拍、自己剪，而是与平台或客户合作，那就意味着你必须面对他们的审查机制和表达需求。尤其像央媒这样的平台，它承担的是公共传播的角色，自然要更加审慎。
孙子桀为央视农业频道拍摄的《不服输的羊赌君》截图。
其实每个平台都有它的规则，只是复杂程度不同而已。
比如在报社，可能只需要三四个个环节审批；在企业端，往往就是老板一句话定稿。关键在于我们要清楚一点：作品的版权归属谁，决定了你在其中的话语权有多大。
如果是甲方出资、拥有版权的项目，我的做法是：尽好建议的义务，尊重对方的选择。 我会把我认为更好的呈现方式提出来，但如果对方坚持自己的方向，我也不会硬碰硬地对抗。我只是一个服务兼创作者，我能做的，是在专业范围内提供帮助，而不是去主导别人的价值判断。
孙子桀为央视农业频道拍摄的《不服输的羊赌君》截图。
当然，这种状态确实容易让人感到理想受挫，但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创作自由不是靠别人给的，而是靠自己争取的。
现在很多导演选择“以拍养拍”——通过承接商业项目来维持生计，再利用业余时间、自筹资金去做真正想做的内容。这种方式虽然辛苦，却它能让你保有表达的空间。
初心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不断行动的结果。
每次接到一个项目，我都提醒自己：哪怕这是一个宣传片，也可以做得有温度、有诚意。只要我还愿意认真对待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我就还在靠近那个最初热爱影像的自己。
06
您很多作品都在聚焦"不被看见的群体"（如热力工人、返乡青年）在流量至上的时代，这类选题如何突破传播困境？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也很沉重的问题。
这些群体，在传统媒体时代就已经是“隐形人”，到了互联网时代，他们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关注，反而被更强大的声音进一步掩盖。
表面上看，每个人都有发声的权利，但实际上，流量的逻辑决定了谁更容易被看见。
孙子桀纪录片作品《首都守夜人-供水抢修战》海报。
那些光鲜亮丽、情绪强烈、节奏快的内容更容易获得点击和转发，而像热力工人、返乡青年这样真实但平凡的生活故事，很难吸引大众的目光。
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即便是边缘群体自己尝试发声，比如通过短视频平台记录生活，也很难形成持续的关注。
我们很少看到真正来自底层的“素人网红”，即便有，也是个案，而不是系统性的改变。而且一旦他们成了“网红”，往往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身份了。
所以我认为，如果仅靠个体自发或商业机制去推动这类内容的传播，几乎是没有出路的。不是说它们不重要，而是它们天然不符合主流平台的算法偏好和用户期待。就像一些短视频平台的 slogan 是“记录美好生活”，如果你的生活并不美好，又有多少人愿意停下来认真看看？
那么破局的关键在哪里？还是要依靠有社会责任感的平台或机构来主动发力。比如政府、公益组织、主流媒体，他们有能力也有责任把这些群体带入公众视野。
《首都守夜人——热力之脉的守护者》视频截图。
像《首都守夜人——热力之脉的守护者》，是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支持的，这种官方背景的传播渠道，能有效提升这类题材的社会关注度。虽然它不一定能带来百万级流量，但它能让该看见的人看见，让社会形成一定的认知和尊重。
我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公共平台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不是为了追求爆款，而是为了让那些默默无闻、却支撑着社会运转的人们，有机会被记录、被理解和被尊重。
至于创作者，我们要做的，是在有限的空间里，用更有温度、更具共情力的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哪怕只是让更多人多看一眼、多想一想，也是一种进步。
07
您曾获青年影评人证书，这种理论积淀对实践创作有何反哺？当下影视教育常被诟病"重技术轻思想"，您认为纪录片创作者最需要补足哪些人文素养？
我认为理论积淀对实践创作的反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纪录片本体的理解，二是对社会通识的掌握。
首先，了解纪录片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不是理论专家，但至少要清楚纪录片是如何从早期的形态发展到今天的样貌。
《北方的纳努克》美国纪录片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的第一部纪录片电影，记录了加拿大魁北克省北极圈内哈德逊湾的伊努朱亚克附近因纽特人首领纳努克一家人从1920年8月到1921年8月期间的日常生活。
比如，最早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是由罗伯特·弗拉哈迪拍摄的，它是一种纯粹的故事讲述方式，不输出认知或价值观，只是通过影像来呈现一个故事。这类纪录片更像是一篇叙事散文，娓娓道来一个小故事，没有强烈的情节推进，也没有过多的解说词。
而另一极端则是像约翰·格里尔逊拍摄的社会纪录片，这类纪录片更多是为了传递知识和观点，如科教片或专题片。
孙子桀担任导演和副摄影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新媒体—贵州酸汤粉》。
像《舌尖上的中国》，它结合了故事性和解说词，既有叙事段落，也有采访部分，这是一种折中的选择。这种形式在当前媒体上非常常见，因为它既能吸引观众，又能传递信息。
因此，理解这些不同的纪录片风格和结构，有助于我们在创作时做出更好的选择。
其次，社会通识对于纪录片创作同样重要。
纪录片的主题往往涉及各种领域，如科技、医学、历史等。每次拿到选题时，跨度可能非常广，这就要求创作者具备广泛的知识背景。
孙子桀担任导演和副摄影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贵州酸汤粉》截图。
你不需要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但必须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能够将复杂的知识转化为公众能理解的语言。
创作者越博学，处理各种题材的能力就越强。我在日常生活中会阅读大量的人文类书籍，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内容。
虽然我对科技类知识了解不多，但我可以通过阅读科技史和医学史类书籍来弥补这一不足。同时，与专业领域的朋友们交流也让我受益匪浅。
08
作为行业新生力量，您如何看待当下纪录片“个人表达与公共价值”的博弈？对想入行的年轻人有何忠告？
当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达到一定深度，他的“个人观点”就很可能贴近公共利益的价值判断。
你看到一个现象、产生一种情绪、形成一个观点，然后用影像去表达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传递某种社会意义。
所以我觉得，好的纪录片不是刻意去迎合公共价值，也不是闭门造车地强调自我表达，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真实地表达自己，又能让观众从中看到自己、看到社会，引发社会共鸣。
当然，这种平衡需要时间去磨练，也需要阅历和思考力的支撑。
至于给年轻人的建议，我其实挺现实的：
如果你在这个行业没有资源、没有人脉，也没有家人能支持你足够的创作、生活费用（毕业后前三年，每年5-10万元）那还得慎重考虑是否要进入这个行业。
纪录片是一个收入不稳定、门槛高、圈子相对封闭的行业。你想靠拍片子养活自己，在毕业后的头几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热爱很重要，但光有热爱不够还需，要坚持、理性、规划，以及一点点运气。
如果真的决定走这条路，请做好长期投入的心理准备。别怕慢，也别怕苦，只要你不放弃观察、不放弃表达，总有一天，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位置。
09
您如何规划自己的“像素人生”？
我一直觉得纪录片这件事是值得长期投入的。
虽然现在短视频非常流行，节奏快、时效性强，但它的生命周期也很短，可能半年前拍的内容，现在就没人看了。
纪录片不一样，只要你做得足够用心、足够真实，它就有“长尾效应”——哪怕过了几年，依然有人愿意点开来看。
这正是我想追求的方向：用影像记录社会，留下一些真正能沉淀下来的东西。相比快餐式的短视频内容，纪录片更像是一种文化的积累，是对时代的回应和表达。
我的短期目标就是多接一些有创作空间的项目，尤其是那些愿意认真做内容的甲方。
从长远来看，我也希望能在商业与公益之间找到平衡。
现在很多企业宣传其实也需要讲故事，如果我能通过纪录片的方式，把一个原本纯广告性质的内容，转化为具有公共价值的作品，那它不仅更容易被观众接受，也能产生更大的传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