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大批农村妇女正悄然成信息时代的弱势群体。
由悦尔像素资助的公益纪录片《我是流量大女主》上周温情上线,该片讲述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专业的师生,在广州从化区帝田村,携手当地女性农民通过直播带货农产品,开启了一段别样的逐梦之旅。
影片记录了大学生助农实践的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一些假农人在MCN机构的策划和包装下获得算法推荐,依靠流量获利,而真正需要流量关注和支持的农民,却在流池外苦苦挣扎。
本期访谈特别邀请该片导演周菁博士,就其纪录片所揭示的乡村数字化转型中的困局及其当代挑战展开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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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菁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学生都亲切地称呼她为菁菁老师。
武汉大学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硕士毕业后,就职于广州日报经济新闻中心,从事政经新闻报道以及理财专栏编辑记者的工作。
后攻读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入职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在摄影系(如今撤并到新闻传播系)从事摄影史和摄影美学的教学。
从摄影系专业教师队伍里的“小青椒”,到最早成功开设广东高校无人机航拍类课程,从一个文艺学博士,到申请航拍训练软件专利的“园丁”,从课堂内知识分享到课堂外的情景教学,周菁希望多维度实现育人梦想。
01
在大学生“三下乡”活动中,为什么要选择聚焦乡村女性的数字素养?项目成员在介入短视频运营前是否具备相关经验?
关注该议题,纯属偶然。我和学生们在2022年暑假去广州市从化区鳌头镇帝田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初衷是想去了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们生存处境。
这个山水环抱的岭南村落距离广州市只有70多公里,呈现着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典型图景:青壮年男性白天去广州打工,夜晚回村,通勤于城乡之间,留守妇女承担着农业生产、照料家庭的多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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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田村风光。
在为期两周挨家挨户的入户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尽管地理位置邻近特大城市,但留守女性群体与数字技术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数字鸿沟。
移动设备在这里仅作为基础通讯工具使用,村民对新媒体认知停留在电话和微信语音层面。
这种数字隔离状态甚至延续至下一代——村中很少见到使用智能设备的儿童。
既然帝田村离网络这么远,那我们就做了几个事。
首先我们为帝田村创建了标准化百度百科词条,系统梳理村落历史沿革、地理特征与产业资源,通过网络把这个美丽乡村宣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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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毗邻国家级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的地理优势,同学们运用数字技术,为帝田村开发了交互式数字村貌地图,为后续文旅融合发展储备数字资产。
在深入走访过程中,我们与无花果种植户徐永霞的相遇成为研究转向的重要契机。
徐永霞出生于1983年,但没怎么读过书,承包了20亩地,与别人合作种植无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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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霞在自己承包的果园里。
我们来的那一年,赶上无花果大丰收,她正在为找不到销路而发愁。
能不能在果园里做一次专业的直播,帮她打开销路?
因为我们团队的学生中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还有教育技术专业的,懂传播,也懂网络,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在校园媒体里面都干过,熟悉短视频传播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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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大的同学们在徐永霞的果园做直播。
我们为徐永霞做了2场直播带货,总时长2小时,直播间下单18笔,交易金额共1216元,总浏览人次1670次。 尽管销售额不算高,但对于初次尝试直播带货的大学生团队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始。 同学们和徐永霞都看到了这种方式的巨大潜力和实际效果。 回到学校后,我们就向学校申请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成立裕秾同青助农服务实践团,帮助更多像徐永霞一样的女性农人提高数字素养。 整个项目到现在已经持续了3年,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02 在媒介技术具身化实践中,项目团队对短视频平台算法逻辑与传播机制的理解程度如何? 项目团队通过多种途径逐步加深了对短视频平台算法逻辑和传播机制的理解。 同学们研究了各个视频平台头部账号的成功案例,并从中汲取经验。此外,他们还向有相关经验的师兄请教。这位师兄是我们传播学2015级的毕业生,之前在“交个朋友”直播间工作,他的经验和建议对同学们帮助很大。 此外,学校也提供了许多资源和支持。 学校的创业学院会组织一些培训课程,介绍公司产品运营的方法,指导学生如何正确开展相关工作。 在项目不断持续开展的过程中,很多同学陆续进入了大二、大三,并进入到专业媒体实习,进一步接触到了行业内的实际运作情况。这些经历使他们对短视频平台的算法逻辑和传播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03 助农直播引入“田间走秀”等娱乐形式,是为了迎合算法,从而期望获得更多的推荐吗? “裕秾同青助农实践团”开一些直播,内容上我们会安排一些唱歌、点歌、教剪纸等活动,吸引年轻观众的关注。 平时我们会专注于打造和推广我们的品牌账号,一旦到了农村直播时,就能见到成效,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多个账号的矩阵。 在直播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最初,我们希望通过创新来区别于市场上的其他内容,因为我们是学新闻传播专业的,内心希望能有一些独特的尝试。然而,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如果不迎合平台的喜好,根本无法获得算法的推荐。 大学生们田间走秀直播拉流。 正儿八经的知识分享往往难以吸引大量观众。为了提高流量,我们需要迎合市场的需求,做一些调整,不得不引入娱乐化、搞笑轻松的内容,因为这类内容更受欢迎。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MCN机构包装出虚假的农民形象,而平台的算法和推荐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种模式化的内容。 尽管我们希望保持一定的创新性,但也不得不向市场妥协,以确保我们的努力能够带来实际的效果。 04 你们的助农直播曾发生莫名中断事件,暴露出平台规则的不透明性。作为媒介研究者,您如何看待"算法黑箱"对农民数字劳动成果的隐形剥夺? 学生们在果园的助农直播发生莫名中断,虽经多方查证,最终仍无法找到原因。 其实这个问题还挺严重的,不只是对农民,对普通人也一样。 本来在技术层面上,应该是人人平等的,但当这些技术工具进入市场后,问题就变得突出了。 掌握了技术和信息来源的人确实更占优势。 这种情况在整个技术发展的历程中一直存在,只不过现在因为算法算力更快,让我们感受到的差距更加明显了。 我是做教育的,习惯于从教育公平和认知能力提升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要解决的是全民素质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些人操控技术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提高全民的信息素养和技术能力,就能让更多人受益,减少这种不公平现象。 现在的“算法黑箱”让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努力在无形中被剥夺了,变成“无效数据”。 但是如果我们能通过教育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技术,并且掌握使用这些技术的能力,那么即使面对复杂的算法,大家也能找到应对的方法。 所以我们可能更多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如何通过教育提升全民的认知能力和信息素养,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或者技术的进步。 作为一名高校老师,我在这个角度想的更多一些。 05 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学者,您如何解读"悲情叙事"成为流量密码、“用苦情推动公益”的现象? 我认为公益传播不能局限于苦难叙事,实际上有很多方法可以采用。 过去,做公益的方式主要关注的是直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群。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公众认知的深化,人们对公益的理解变得更加全面和理性。 如今做公益的目的更多的是强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的共同进步,而不仅仅是同情和救助。公益传播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有很多成功的公益项目并没有依赖苦难叙事来吸引关注或筹款。 虽然苦难叙事在某些情况下确实能引起共鸣,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手段。 至于为什么苦难叙事仍然能够吸引大量关注,这与人性有关。 人们往往更容易被情感打动,尤其是悲情故事。 2024年3月,四川一个通过编造虚假的悲情故事直播卖惨带货的MCN机构被警方取缔,涉案金额高达400多万元。 我们需要不断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和认知,就像防范诈骗一样,警惕利用人性弱点进行欺诈的行为。 06 当前大量MCN机构从娱乐直播转向助农直播,资本将"助农"异化为低风险的内容开采行为,假悲情真带货,这种打着公益旗号的商业行为,是否构成对乡村数字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假农人带货肯定会对真正的农民形成冲击。 这些经过精心包装的假农民能说会道,比一般的农民更有吸引力,对他们进行包装的MCN机构会通过购买流量,或者利用与平台的合作,获得算法的优先推荐。 当他们把流量都收割走了,真正的农民就没人关注了。 我们在惠州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很多果农卖不出水果,只能依靠中间商。这些中间商并非水果电商,而是一些MCN机构。 他们不是简单地帮农民把农产品从B端卖到C端,仅仅是重新包装、换个品牌、做个IP。同样的货,过几天换一个主播、换一个故事继续销售。 这套流程已被很多MCN机构打磨出完整的工业化操作范式。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他们能把农民的货都卖掉,那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们的初衷并不是真正帮助农民。 如果销售出问题,风险还是由产业链底部的农民自己承担。 我之前提到四川打击假MCN机构的报道,看到后还挺令人欣慰的,说明监管机构在关注这个现象,市场规范能力也在慢慢建立起来。 引起社会重视了,事情才有可能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让流量真正分配到该去的地方。 07 基于三年行动的实践积累,您如何评价项目成果? 我现在觉得有遗憾,也有收获。 遗憾的是,对于农民实际的增收效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 不过,徐永霞和我们的交流中表示,如果她不做这个事情,她不会有现在的进步,所以她自己还是很满意的。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迈出的第一步是有价值的。 我们的项目逐渐获得了各方的关注和支持。比如像从化区委区政府、镇政府去年就主动召集同学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像闪迪这样的数码设备器材商,也非常愿意给我们提供直播用的器材。能然市场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些价值,说明大家对这个事情本身也是认可的。 为了提高直播间人气,大学生们在果园走秀。 悦尔像素也资助我们完成这部纪录片,这对项目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一些新型的弱势群体,比如被数字化时代抛在身后的农民,他们不容易被社会看见。 我们关注到这些群体,可能是跟自身的专业有关,我们强调信息素养,所以我跟学生说,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能帮助到这些人,都是好的。 其实这是一种意识的唤醒。 什么是公益?我觉得公益就是公共利益。它不一定是经济上的效益,但如果全社会都有这种意识,并且共同去做这件事,就能实现一种关键性的觉醒。 我们学院的领导也开始注意到这一点,觉得学生们做得不错,很支持我们的工作,鼓励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品牌。 只要有能力唤起关注,并且坚持下去,唤醒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才能真正产生影响。 周菁(左一)与徐永霞母子合影。 简立威 摄 08 当学生撤离后,农民是否可能因数字技能断层再次沦为"流量难民"? 这倒不会,其实不用太担心。农民有了互联网意识之后,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我对这个事情还挺乐观的。 现在的工具越来越方便了,AI工具真的可以解决很多大家担心的问题。 我最近看到一个AI工具,完全不需要学PS(Photoshop,一个专业的图片处理软件),就能完成很多复杂的图像处理任务。PS多难啊,农民肯定不会去学也很难学会,但是用AI工具写段文字、转个图,这些简单的操作对他们来说没问题。 所以我觉得关键是要有人去做下沉,去帮助他们掌握基础的技能。 其实已经有一些人在做这件事了,但还是太少。如果完全靠市场的自觉性,进度会很慢,可能只能解决长尾理论中的小尾巴部分,让一部分人稍微过得比原来好一点点。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和机构主动去教农民这些数字技能,而不是只靠市场机制。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到那些被数字化时代抛下的农民,让他们不至于再次沦为“流量难民”。 09 高校在乡村振兴中应扮演什么角色?技术传教士还是制度批判者? 乡村振兴,高校肯定是责无旁贷的。 我们华南师范大学已经成立了乡村振兴研究院,这在广东省应该是第一个。 这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虽然这不是我的专项领域,但我相信会有更多学校参与进来。 高校除了培养人才,还会联系更多的机构,整合政府、社会和学校的资源。 比如,乡村振兴研究院聚焦乡村教育、乡村治理、乡村产业领域,输出一些关于如何进行乡村振兴的具体方案,可以联合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动产业振兴、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和农产品的发展。 它不仅仅是单一方向的研究,而是一个系统的智库,为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觉得高校在这里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多面手,而不是单纯的技术传教士或制度批判者。 他们的工作是系统性的,不像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具体项目,而是更广泛地影响各个层面的发展。 10 通过三年的项目实践,有没有超越个案的经验总结?或者有哪些具有范式意义的制度创新可能? 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一词最早是1994年由以色列学者约拉姆·埃谢特·阿尔卡莱(Yoram Eshet-Alkalai)正式提出。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认为数字素养内涵是沿着“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能力—数字素养”的脉络演进的,并重新定义了数字素养,提出了一个囊括7个层层递进的素养域和26个具体素养的素养框架( LAW N,WOO D J,WONG G.A global framework of reference on digital literacy skills for indicator 4.4.2[R].Montreal,Quebec: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2018.)。 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不仅指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工作,而且专门强调农民这一特殊群体数字素养与技能与提升的重要性。 数字乡村建设是中国“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方向和重要路径。其中,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就强调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任务之一。 数字素养内涵不断被官方定义解读,正说明该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和适应这些新兴事物,并让它们真正惠及农民。 首先,我觉得思维需要放开。各种途径都可以尝试,关键是找到合适的方法,把新的工具应用到实际中去。 2024年,广东省举办的农事运动会,就设置了乡村直播大赛分赛,鼓励大家把手机变成“新农具”,直播也变成“新农活”。 这种提法非常好,强调了拿起“新农具”从事新的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除了顶层设计,还需要具体的教育培训,帮助农民掌握这些新工具——这也是我们团队一直在做的事情。 11 面向数字乡村建设的未来图景,您是否规划更具系统性的数字化转型研究计划? 因为数字素养和数字乡村的议题涵盖面非常广。 我们的调研发现,农村女性在生活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她们的工作职责,都显示出这个群体的重要性。因此,我希望能集中在提高她们的数字素养这个议题上。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农民的数字素养技能培训,我们也正在推进一个名为“智能体”的项目。 “智能体”实际上是一个网站,上面有一些课程包和方法指导,集合了一些现成的工具,农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学习如何处理图片、制作视频等技能。这个网站是由学生开发的,他们今年打算进一步优化和扩展这个平台的功能。 他们的工作室将重点打造一些新产品,扩大受益面。 不仅能提升农村女性的数字素养,还能为她们提供更多元化的支持,帮助她们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通过系统性的研究和实践,推动更具影响力的数字化转型。
2023年4月,团队招募,裕秾同青三下乡队伍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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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霞和大学生在果园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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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农团队在教农民用手机拍摄无花果。
果民和大学生一起在直播间带货。
华南师范大学学生搭建的助农“智能体”网站。https://vogueinthefield.byecode.site/P/M5mACW6IoiY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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