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华鸽，影像自媒体“逐相”主理人。
悦尔像素签约摄影师、感光计划公益摄影师。
曾于香港凤凰周刊、壹读传媒等媒体供职十年，担任特稿记者、图片总监等职务。
特稿作品刊发于《读库》、《收获》、《南方周末》等载体。
摄影作品曾获世界各地摄影奖二十余项，并先后于北京、上海、深圳、厦门、台北、巴黎、伦敦等地举办个展及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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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公众号“逐相”经常推送《我今天看到的10张好照片》，“好照片”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所谓“好”照片，完全是主观的感受。可能过几天或几年后，我又会觉得有些照片其实并不怎么样。 最直观的反应是，一张好照片能够留住我的注意力，让我愿意多停留几秒，哪怕三秒或五秒，激起我一探究竟的欲望。 我认为任何文字都会干扰对画面的阅读，因此不会添加任何图片说明，况且，误读与误会恰恰是摄影最具魅力的地方之一。 另外，做公众号“逐相”的推送，也是自我管理的一种方式，拍自己喜欢的照片，转载一些喜欢的摄影师，保持“看好的摄影作品”的习惯。 02 你拍摄的白血病儿的公益专题最近在北京国际摄影周展出，这个专题缘何而起？它对你产生多大的影响？ 在北京展出的这组照片就是悦尔像素支持拍摄的《从80%到100%：抗癌成功的我们》，这个项目拍摄了13个战胜白血病的孩子的肖像。 我从 2018 年 5 月开始接触大病救助。当时，福建省助困公益协会在福州做白血病患儿的救助工作。 这个机构很特别，它为孩子们筹集善款时，不收取 5% - 7% 的管理费，每一分钱都用于孩子治病。而机构的运营成本，比如办公室房租、社工员工工资等，都由协会负责人想办法去各个企业“化缘”。 我觉得他们非常纯粹，所以主动找到他们，免费为他们拍摄，并利用自己运营的自媒体帮他们筹款。 在这个过程中，有三次“直面死亡”的拍摄，对我触动很大。 2018 年 7 月，协会负责人告诉我，福清有个 15 岁的白血病女孩黄恩雨，已经确定无法治愈。她是基督徒，清楚自己的状况，不想在医院冰冷地度过最后的时光，决定回家，协会想记录孩子生命的最后阶段，问我是否愿意帮忙。 我原本是想做一些大病救助，没想到这么快就要面对生死。此前我虽然有过拍摄对象突然病亡的经历，但临终关怀这类工作我并未做过。 不过，我还是决定尝试。 在征得了家长同意后，我每周末从闽南厦门开车前往闽北福清。 2018年8月5日，福建福清，黄恩雨坐在客厅休息，为一会儿拍摄全家福做准备。 我在2018年7月25日认识黄恩雨，24天后的8月17日上午9点多，她过世。 黄恩雨时常会想起进移植仓前认识的一个小姐姐。小姐姐也做了骨髓移植，已经复发去世。 黄恩雨曾经问妈妈：“那个姐姐是不是已经上天堂了？如果她在天堂，我死后可以找她玩，一点也不害怕。” 我第一次听黄恩雨的妈妈说起这个故事，震惊到无法讲话：我认识的这个15岁的小姑娘，原来她是一个不怕死的人。 黄恩雨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南平，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到福清，没见到最后一面，拍摄了她的葬礼。 这是我第一次做临终关怀记录，这件事给我带来极大震撼。 我发现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当然会舍不得家人，但并不惧怕死亡。 黄恩雨临死前半个小时还很清醒，她忍着痛苦安慰父母说 ：“妈妈我没事，爸爸不要担心。” 半小时后她走了。 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做临终关怀记录。 泉州有个3岁的无法痊愈的小女孩非禾，她可能还不太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但她从福州回泉州后，就坚决不愿再去医院打针了。 我每周去见她一次，才七次，两个月不到，她也走了。 2020年9月19日，福建泉州，非禾最后阶段的最大爱好，是被妈妈抱着站在窗口，看动车从窗外一次次驶过。这一天距离她去世还有九天。 但故事并没有因为孩子的夭折而结束。 去年，她的爸爸给我发微信说，他和孩子的妈妈要重新举办婚礼，而且妈妈又怀孕了。 当年孩子一岁多，他们正准备要办婚礼，却查出孩子得了白血病。 在我接触的很多家庭里，当唯一的孩子去世后，很多夫妻会选择离婚。但他们还是决定在一起，再孕育一个孩子。 我很开心地去泉州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虽然有人离去，但也有新生命即将诞生，生活还是有希望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拍摄是 2021 年 12 月 17 日。 我从厦门出发，前往宁德福安县。 中午 12:20， 我走进一个孩子的家门。 13:50，仅仅一个半小时后，孩子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那天我往返跑了 890 公里。我后来明白，我跟这个孩子的缘分就只有一个半小时。 进屋的时候，孩子正躺在床上，双手挥舞，两脚乱蹬。他的妈妈在试着给他喂吗啡，让他不那么痛苦。 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时和我一起去的是一名刚毕业的社工，她看这个场景，情绪有些崩溃。 我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也不在跟前。 第一次面对一个人，眼看着他心脏停止了跳动，就这样走掉，什么都没有了。 孩子妈妈后来哭着跟我说：“他是我的儿子，他什么时候走，我是知道的。” 其实，对于一部手机，我们能精准地知道它还能待机多久，但生命的长度，我们并不清楚。 2024年5月31日 ，马斯克在全球代码大会上大胆地表示，人类活在真实世界的几率非常小，甚至不到十亿分之一，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由代码模拟出来的虚拟世界中。 按照他的推论，我们都是被设定好程序的 NPC（非玩家角色）。 即便如马斯克所说，所有人都是NPC，所有人都是虚假的，但是当你看到那些要失去孩子的父母的痛苦和眼泪，面对这种情绪，抱歉，即使我是一个NPC，还有一个词叫感同身受。 哪怕存在更高维度的文明，如果我只能在地球上生活，我不可能以太阳系的宇宙的视角去看待芸芸众生。我只能活我的几十年，那我就作为一个普通人来感受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吧。 这三例死亡与我是最特别的面对。 如果照片数量足够，我就给每个家庭都制作一本画册，留作生命最后阶段的纪念。 摄影是有用的，拍摄死亡是有用的，我真心觉得自己是在做蛮有价值的事。虽然事后回想起事关他们死亡的很多瞬间，内心还是经常不能自已。 03 对摄影而言，太理性可能会让作品显得冷酷无情，太感性又有煽情的嫌疑，你怎样处理两者之间的平衡？ 我没有刻意想过这个问题，但拍的过程中我会一直留意：什么样的画面是值得拍摄的？ 我曾给黄恩雨拍摄了最后一张完整的全家福。 回看那张照片，我不太喜欢他们一起看镜头的微笑瞬间。 谁都知道，这微笑有多勉强，但谁也无从怪罪。 当时，黄恩雨的爸爸和弟弟妹妹都已站定位置，肢体语言已略显僵硬，微笑尚未浮现，而母女二人完全不顾镜头。15年母女一场，最后一吻。 这个瞬间锤中我心，让我忍不住想摁快门。 很多时候，事件的发生是完全不可预知的，但是它一定会像量子纠缠一样，对方的情绪跟我的情绪产生共振。因为，我也是一名父亲，我也有孩子，容易共情。 就像我选“好照片”——在三五秒内打动到我的情绪了，这就是一张好照片。 拍摄和选片是同样的逻辑。 04 你日常关注哪些领域的选题？ 作为一名记录者，到底什么事情才是重要的？ 我认为生死记录很重要。 在接触大病救助的生死记录的第二年，我加入了厦门曙光救援队。 救援队和大病救助一样，都在面对生死，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记录，为救援队在媒体舆论方面发声，吸引更多关注。 除此之外，我对地缘政治也非常感兴趣。 我从 2006 年开始在厦门日报社工作了5年，主要负责台海新闻。 厦门有其独特之处，它和金门最近的地方只有 1.6 海里（约 2.96 公里）。我去过金门、澎湖和台北，除了拍摄，还写过不少长篇文章来记录当地人们的生活现状和历史遗留痕迹，并且在台北做过两次摄影展。 像东欧、中东这些特殊地区，它们的历史和现状都是我关注的对象。 我非常感兴趣去做台海两岸的记录，这种记录的意义是世界级的。 2017年10月23日，在台北参观的游客们。 在我眼里，现实题材远比虚构的内容精彩。 前几天，我和《收获》杂志的编辑聊天。 我说，为什么我总觉得现在的小说大都不好看？ 因为小说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去讲故事，但现实生活是极其荒诞的，毫无逻辑可言，现实更加刺激、丰富且荒诞，不讲逻辑。 05 你最喜欢哪种表达方式，摄影？文字？视频？ 我从来喜欢的就是拍照片。 但如果只拍照片，生存空间会变得很小，所以我一直也写作、拍纪录片。 去年我在上海的《收获》杂志发表了一篇土耳其地震救援的文章，他们正好有一个非虚构的栏目，编辑找我约了稿。 现在短视频用户够多、市值高，但我还是喜欢做深度的东西，要做出内容。 我很喜欢的《读库》杂志的主编说过：“如果一篇东西够好，我们可以把一本书的篇幅全部给他。” 只要你的东西足够好，足够深度，这种深度内容它自己能找到读者。 06 你怎样规划自己的“像素人生”？ 关于公益影像，我还一直在持续做。 大概两到三周前，福州有一位从事安宁疗护工作的社工联系了我（我们早在 2018 年就认识了），她和我商量说，入住他们安宁疗护病房的都是些患有重病的孩子（比如各种脑瘤），这些孩子的生命大概只剩下两三个月的时间了，希望能给这些孩子的家庭拍一张最后的“全家福”。 我说没问题。 之后我便频繁地往返福州去完成这件事。我觉得自己能做的不多，只能通过拍照来尽一份力。 对于摄影，如果能找到一件让我更有满足感、更能让我感到兴奋的事情，我可能就不会再拍照了。不过，二十多年来，似乎我还是最喜欢摄影。 当然，这二十多年里，我需要不断地给自己加油鼓劲，让自己明白这件事对别人和自己都很重要，毕竟做纪实摄影这件事的收入微乎其微。所以我首先得给自己打气，其次是确实没有找到其他能让我更有满足感的爱好，那就继续做下去吧。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转载需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