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昶通，出生于山西平遥，悦尔像素核心摄影师，纪录片导演。
作品《一岁一枯荣》（制作中）入围第七届 CCDF 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First纪录片创投单元、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 WIP 制作中单元。
担任导演、摄影纪录短片 《保镖学院》获 2019 年 5 月澎湃“眼光”纪实影像第一名，入围 2020 年厦门 Hishort 国际短片节，并提名纪录单元。
担任荷兰导演Frank Scheffer纪录电影《乌鸦也是美丽的》摄影， 入围 30 届 IDFA 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师单元。
担任纪录电影《新·爆走风尘》（4K、90分钟）摄影指导、《冰上大迁徙·天空之村》（4K、90分钟）摄影指导，皆于NHK播出，其中《新·爆走风尘》获2024年ATP（全日本电视联盟）最佳影片。
受邀出席香港国际电影节、东京纪录片提案大会、台湾华人纪录片提案大会、厦门Hishort国际短片节等多个电影节，并在日本名古屋大学、香港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美院、浙江传媒学院及国内多所高校进行纪录片放映、交流、工作坊等。
01
很多人因为纪录片《少年·小赵》知道了你。这部片子对你有多大的影响？你现在从事纪录片拍摄，跟它有关吗？
赵昶通在给《少年·小赵》海报中的“小赵”点烟。
《少年·小赵》是由杜海滨执导的记录电影，于2015年4月1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映 。该片记录了赵昶通从高中到大学二年级这四年间感情及思想的变化 。
首先，我一般不太愿意再通过《少年·小赵》的影片介绍自己，或者我再去主动讨论，因为大家常常通过一个标签或者概念去附着于一个现实的人身上，并且会“想当然”地认为或者理解。
毕竟这部片子从 2009 年开拍到现在已经16 年了，太久了，当下的语境和过往相去甚远，这样讨论和理解，对于一部影片或者“人物角色”都极为片面。
我更希望大家认识和了解现在我，但我也会试图直面且认真作答。
实际上，一部作品拍摄完成后，对于导演和当事人来说，已经没有太大关联。但毕竟这是纪录片，真实的人物仍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甚至会有持续的关注。因此，我在这几年尤其小心，尤其是在处理一些敏感话题时，总是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但我从事影视工作，并非因为这部片子。
我是山西平遥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平遥就有了国际摄影节。每年9月份，古城里会出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手持相机在街头巷尾穿梭，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那时起，我就对照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胶片时代，每次按下快门后，那个小小的取景框里究竟藏着什么，总让我充满无限的想象和好奇。
我还记得大约十来岁时的一次经历，那应该是第一届或者第二届平遥国际摄影节。
那是个晚上，我突然看到城墙上灯光闪烁。在那个年代，夜晚的路灯都是稀少而昏暗的。
城墙上的光芒吸引了我的注意，于是我顺着城墙的水口爬了上去。
从城墙水口望去，远处的景象让我感到震撼。
穿着旗袍的礼仪小姐拿着红酒杯穿梭其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觥筹交错，城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照片，原来是摄影节的颁奖典礼。
那种氛围对我来说是如此新奇而遥远，这一切都显得非常有意思。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对摄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这个念头埋藏了很久，我一直专注于学习绘画，并且对文学也很有兴趣。
直到高中时，我才真正立志要学习摄影。
那时我没有相机，怎么办呢？我认为我用眼睛看到的一切就是摄影。于是，我每天回家时会选择不同的路线，希望能看到不同的景色和世界。
有时我会绕很远的路回家，古城里有许多胡同，我选择穿过这些蜿蜒的小道。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光线的变化：夕阳下的景色、早晨的光线以及阴天的气氛，这些都让我特别敏感。后来经过坎坷，我也如愿以偿地考上大学，就读了摄影专业。
在认识杜导之前，我就对影像和生活特别感兴趣，喜欢观察和记录这一切。我也很感谢杜导在我工作的这些年提携和帮助，当然这是后话了。
02
《少年小赵》上映后，你有没有产生“被消费了”的感觉？
其实也没有“被消费了”的感觉。
在《少年小赵》开始拍摄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觉得他们跟电视台差不多，是在做采访之类的事情，甚至以为他们在宣传我的优秀事迹。
我看到片子已经是四、五年之后的事情了。
因为在纪录片中，无论是图片、摄影还是影片本身，最重要的是要先与人建立起一种友好的联系。如果你觉得导演友好、善良，并且与你沟通顺畅，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下戒备，甚至忘记了正在被拍摄。
从2015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谈论过《少年·小赵》这部片子，因为主观上不愿意再提起它，也不愿意拿这部片子来类比自己。
我认为有两个维度需要考虑：一是自我认知；二是观众视角。
首先，片子完成后，其实与拍摄当事人或导演的关系不大，它更多的是通过观众的视角来解读。
其次，我是片子中的人吗？
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人的一生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流。杜导的这部片子就像是从我的生命长河中舀取了一些水，放入一个容器里。你能说这一杯水就是这个人吗？
更何况，人就像河流一样，不停地变化，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因此，我认为观众的理解方式和对照现在的我，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03
你什么时候开始把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自己的微博签名？
大学的第一堂语文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位老师名叫张仲裁，他说：“大家先把语文课本合上，今天讲的内容不在课本里。第一堂课我想给大家讲解一篇墓志铭——《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王静安，也就是王国维。”
由于我从小喜爱古文，老师的讲解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
陈寅恪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这一段话让我忽然意识到，老师实际上是想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广阔，不要局限于一家之言或某个言论的束缚，而是要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这一观念对我触动很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我的影响尤为深远。
后来，我在微博签名中也表达了这一理念，因为在现代社会，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尤为珍贵。尤其是纪录片创作，更不应该用狭隘的或教条化的理论去认知世界。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也是我对艺术的理解。
这篇铭文，我一直牢记于心，时常背诵。
有一年我去清华大学，特意参观了那块石碑，并将照片发给了我的老师，他也深受感动。我说：“老师，您的精神和理念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
04
你从大学时期就去凉山支教，在当地做了哪些公益活动？
2012年，我通过一些支教组织来到了凉山，这也成为了纪录片中的一部分内容。
那时，我不仅仅停留在短暂地传授知识上，而是意识到教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产生更长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支教老师，我可以教孩子们拼音、算术等基础知识，但这些知识在他们未来的教育中会由其他老师继续传授，那么，我能做些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呢？
2012年赵昶通在凉山支教，《少年·小赵》摄制组在跟拍纪录片。
基于这个思考，我意识到自己是学摄影的，而那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一张自己的照片。
因此，我开始为村民们拍照。我的初衷很简单：拍完照片后把它们送给村民。
赵昶通拍摄的大凉山人物。
我觉得这样的记录对他们来说更有意义，可以记录他们的家庭生活。
于是，我每年都会去凉山拍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多。
赵昶通拍摄的大凉山人物。
既然从事影像工作，我便开始拍摄当地的纪录片。
当时拍摄了从 2012 年——2016 年的山上变化，虽然那部纪录片尚未剪辑完成，但我计划在今年或者明年继续开启这个项目，希望用更长的时间跨度沉淀下来，并继续讲述“下山之后”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为村民拍照不仅让他们非常喜欢，还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村民们会邀请我去家中做客，我因此能够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他们的日常。
赵昶通拍摄的大凉山人物。
偶尔，我会整理一些照片发布在网上，逐渐积累了一些关注。通过这种方式，我帮助凉山的孩子们收到了衣物和其他物资。
我将这系列作品命名为《大凉山公益影像》，并且获得了 2013年第六届“佳能感动典藏摄影大赛”高校专业组金奖。最终，通过影像的力量，无锡的一家基金会联系到了我，并在当地修建了一所学校。
从2012年到2015年期间，我一直致力于这个项目。在大学毕业之后，我仍然继续参与其中。
可以说，凉山项目是我用影像来进行的第一个公益活动，它不仅记录了那段时光，也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05
凉山的支教经历，对你今年拍摄《跨过那座山》有什么影响？
反映凉山女孩惹各求学故事的《跨过那座山》，最初并不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因为我对凉山非常熟悉，所以项目交给了我。我决定先进行深入调研，详细了解惹各的家庭情况。
《跨过那座山》拍摄中。赵昶通在采访凉山女孩惹各。赵昶瑞 摄
我希望从影像或讲故事的角度，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就像当年我为村民们拍照那样。
如何才能让这些影像带来更大的推动作用或实际帮助呢？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我认为可以通过制作高质量的纪录片来帮助这个群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把这部片子做好，也是对他们的帮助。
《跨过那座山》工作花絮。 于亚妮 摄
我希望用温情的表达，让更多人真实地了解他们，使之转化为正面的社会关注，让人产生深度思考与共鸣，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苦难描述，以及创作者自我满足式的感动。
《跨过那座山》的主角：凉山女孩惹各。
所以，我不考虑具有强烈话题性的、冲突性的内容，我不反对那些引人注目的内容，我只是希望通过这部片子展现一个真实而温和的成长故事，以一种安静、观察者的姿态，让人们静静地看到以惹为代表的凉山女孩的真实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2015年，一个北京的账号在微博上发了一组凉山的片子，给凉山贴上了一个“贫困”“落后”的标签。
我在转发这条微博的时候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立场，我不赞成将“贫困”作为谈资和流量的密码，然后组织一些表演性质的捐款，这种带着上帝视角、居高临下的“慈善”令人感到不适。
06
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永远要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保持好奇，并且保持共情
——不必上升到悲天悯人的高度。
有了共情，你就能感受到我们所处社会的温度，并能在善恶之间做出判断。
还是那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不要被禁锢，也不要束缚自己，永远保持独立的认知和思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认为，纪录片创作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为什么别人要看这部片子？在拍摄纪录片之前，这些问题是我必须不断追问自己的。
问得越多，思考得越深入，最终制作出来的片子就越具有思想性和准确性。
只有不断提问和反思，才能将那些私心杂念逐渐放下，让自己更加专注和沉浸于创作之中。
我们之所以能够探寻到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在思考它本身的意义。只有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探索，才能真正找到那份意义所在。
07
在《少年·小赵》里，你自己“在谎话编织的世界里说了太多的真话”，现在成年了，做了纪录片导演，怎么评价这句话？
我觉得坚持讲真话，正体现了之前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至少要知道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我不会做一些说假话的片子，即使没人知道是我拍的，我也不希望自己被钉在耻辱柱上。因此，即使我说不了真话，也坚决不说假话。
我的很多片子转发量很高，一些与平台合作的作品，点击量经常达到几百万，在这种情况下，我变得更加谨慎。如果内容中有偏离内心或不恰当的话，哪怕只有1%的人受到影响，那也是不容忽视的。
08
你怎样规划自己的“像素人生”？
这个问题其实挺难回答的。
我觉得谈不上有多远的规划，有时候人会感到迷茫，你能规划到七老八十的生活吗？规划不了。
大概是2021年，我拍了一部纪录短片，叫《遗嘱谈话》，对我影响很大。
这部片子记录的是人们立遗嘱的过程。我意识到每个人都终将面对死亡。
我问自己：如果两年后我去世了，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以此来审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结果我发现，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比如说，让生活过得更好。
先不说钱的问题，小富靠勤，大富靠命，但这不是重点。关键在于，我希望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我每年都会规划一些有意义的项目，不在于金钱，而在于价值。
我按年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每年会写一本类似于日记的东西。
曾国藩对我影响很大，读了他的书后，我觉得首先要规划自己做一个好人，一个有良知、有温度的人——这是前提。
然后，我会设想如果只剩下一年时间，我会做什么？
基于这一点，我每年都会拍一些有意义的纪录片。此外，还有一些个人清单，比如读哪些书、看多少部电影。
我认为做有意义的事，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