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新闻的，一开始做过财经和体育新闻，但后来发现这不太符合我的兴趣。我更关注社会边缘人群，比如流动儿童和打工子弟这些群体。

我最早拍的一个片子是在2006年，和一个朋友一起，主题就是关于流动儿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题材，接触到这个群体。

后来我去腾讯视频工作，主要负责拍摄一些腾讯投资的影视剧项目的花絮，然后做成节目，用于正式播出前宣发。

之后我又转到了直播领域，做了商业活动和体育赛事的直播，主要是英超、意甲、NBA这种大型赛事。

我对体育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再加上黑白颠倒的工作时间，以及做转播不需要自己去拍摄，只需要接信号、调整设备就行了，这并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工作了一年多后，我就离开了。

之后我开始接一些商业拍摄项目，同时也开始思考做一些自己的创作，包括电影短片和纪录片。

我逐渐明确了自己在纪录片创作上的兴趣和方向，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也更能体现我的价值和热情。

这一块的平衡其实蛮难的。

我并不是通过贩卖苦难来博取别人的同情，而是更倾向于客观真实地记录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并尽可能在当下提供一些帮助。

比如，如果我这边有资源或信息，我会第一时间给他们。

在我拍摄的一部长片里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提供的信息和帮助，有些人确实得到了改变。所以，我会尽量给他们提供信息和支持，同时积极开导他们，给予他们希望。

那是2021年，一个患有肾衰竭的北京孤寡老人，几乎处于病危状态。他的弟弟和妹妹不愿意照顾他，反而准备在他去世后瓜分他的房产。

当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开始拍摄这个故事。正好附近有个朋友开了一个养老院，我就去询问是否可以接收这位老人。虽然养老院的政策不允许，但他们介绍我去民政部门寻求帮助。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最后民政部门安排老人住进了一个救助站。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记录他们的苦难，更重要的是展示出希望和改变的可能性。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不仅能给当事人带来实际的帮助，也能让观众看到希望，激发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其实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随便站队，尽量保持客观中立。

虽然很多人天生会对弱者产生同情，但在实际拍摄和采访过程中，在掌握更多信息后，你会发现最初的视角和立场可能会有所不同。

即使令人同情的弱者，他们本身也可能存在问题。如果只从同情的角度出发，可能会忽略一些事实，甚至导致误解。

虽然我们需要表达弱者的故事，镜头里也会更多呈现他们的处境，但不能只听他们的一面之词。每个事件都有其复杂性和多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观点。

只有这样，才能更中立地呈现事实，而不是从单一角度出发。这个平衡非常重要，确保我们在表达同情的同时，不失去客观性。

我觉得不会。

其实，我之前拍的一些作品，比如《城市边缘长大》，就是用手机拍摄的。包括我在一些长纪录片里也用了手机拍摄的部分。

现在许多手机的像素和功能已经完全可以达到影视拍摄的要求。

我还看过一些完全用手机拍摄的纪录长片，不仅在电影节上展映，甚至在影院放映，这些影片的质量丝毫不逊色于传统设备拍摄的作品。

我现在会在合适的场景下选择使用手机进行拍摄。

手机不仅小巧灵活，便于携带，还能捕捉到许多珍贵的瞬间。只要适合具体情况，手机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创作工具。而且，有时候用手机拍摄能避免拍摄行为遭到人为的干扰。

流动儿童这一群体随着打工潮的兴起，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一直存在。尤其是在大型的一线城市，政策相对严格，很多打工子弟在当地只能就读民工子弟小学，之后就得回老家继续上初中、考高中、考大学。

纪录片《在城市边缘长大》记录了生活在北京郊区的流动儿童的生活。

不过近些年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善，在非一线城市，随着落户政策逐渐宽松，很多务工人员能拿到居住证或者直接落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

除了入学难，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和安全问题，如性教育等儿童安全保护方面的内容也不容忽视。

本地社区的资源大多集中在本地孩子身上，对外来流动儿童的关注较少，因为这没有政绩效应。

这些确实需要更多社会资源的介入，特别是公益机构的支持。

据我了解，流动儿童图书馆的陪伴是比较深入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场所，其他服务如社工、司法援助、心理咨询等都可以依托于这些图书馆进行。这样不仅方便找到孩子们，还能直接对接需求。

此外，现在还缺乏长期关注的机构和长效的行为。很多人只是阶段性地来做访谈、拍照，给孩子买点礼物，问几句就走了。这种短期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需要更系统、更长期的支持机制。

我觉得中长篇公益影像比较适合在爱、优、腾、B站这样的平台上进行传播，也可以利用线下空间做一些放映和交流活动。

这类影片本身是一个比较细分的领域，没有那么多娱乐性或广泛的观众基础，但它们的社会价值远大于娱乐性。

如果真正去推广的话，观影人群的数量也能上去。现在大家过于沉浸在短视频带来的娱乐中，这对社会性内容的关注确实有所削弱。

因此，这些平台和空间可以用来做放映和交流，并且能够促进观众之间的讨论和互动。

虽然短视频泛滥，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策略让中长片获得更多关注。

我个人的做法是不定期发布一些纪录片的花絮、预告片等短视频内容。这些短视频不仅能展示我们在做什么，还能通过导流让更多人对我们的作品产生兴趣。当观众看到这些短视频后，会对完整的纪录片有更多的期待，从而提升他们观看完整影片的可能性。

目前我就是这么使用短视频的，既不完全排斥短视频的形式，也希望通过它来吸引更多人关注我们的中长片作品。这样既能保持中长片的社会效能，又能借助短视频的优势扩大影响力。

随着创作的深入，这个问题一直是我非常重视的部分。

首先，我会考虑这个片子是否适合拍摄，以及播放后是否会影响拍摄对象的生存状况或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如果发现拍摄和播放可能会对他们造成负面影响，我们会与拍摄对象充分讨论这些问题，并明确告知他们我们的意图，根据沟通的结果做出正确的选择，不拍或者暂时不发布这些内容。不能为了博眼球或获取个人荣誉去拍摄——这种做法不仅不可持续，也缺乏伦理道德。

但就《每一朵小花都美丽》这部片子而言，片中的三位家长都是主动要求拍摄的。他们有自己的视频号、公众号等平台，平时也非常积极地分享自己家庭和孩子的成长过程。他们希望通过站出来发声，让更多人关注和支持这些孩子，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自己都不敢站出来，社会就更不会注意到这些孩子的需求。

他们的态度也让我坚定了拍摄的信心。

我会努力在创作过程中找到平衡点，既能够展现真实的故事，又能够保护拍摄对象的权益。这样不仅能提升作品的社会价值，也能确保我们在行业内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将拍摄对象视为某种奇观。我的选择更多是基于个人经历和兴趣。

比如，从东部城市走到西部城市，包括去云贵川这些地方拍摄，最初是因为听到身边朋友做公益的故事，才激发了我的兴趣。

如果一个人只是简单地去观察，可能只能看到表面的东西。

我没有带着猎奇的心态去拍摄，而是认真地观察和思考他们的生活现状。这不仅仅是产生共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理解他们在当下的处境。

我的创作接近于人类学影像学的方法，做一些田野调查，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看清他们真实的生存现状。

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揭示了个体的真实情况，还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都能代表当下某一群体的真实状况，并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

我的目标是通过影像呈现真实的人物命运和他们当下的境况，让大家关注到这些不易被看见的群体的真实生活，并通过影像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其实我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做商业项目，另一方面专注于公益影像。

如果不做商业项目，理想可能会变得过于天马行空，难以落地和维持生计。因此，我尽可能把商业这块做好，确保生活上没有太大的压力，这样才能更专注地投入到创作中。

当然，公益影像也是我非常重视的一部分。

在保证生活质量和经济独立的前提下，继续深入探索和创作公益影像，为社会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这样才能让我的创作之路既现实又充满理想色彩，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