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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雕
纪录片导演、摄影师;
生活工作于北京的四川人,关注环境保护、女性发展,动物权益等议题。
纪录片作品有《独木桥之外》、《一个凳子的官司》等。导演作品《和张老师做朋友》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for China Studies)收藏。2025年与悦尔公益合作发布公益影片《流动的童年与不缺席的“必修课”》。
01
您在环境保护、女性发展、动物权益等方面长期关注,这三个议题跨度很大。在您这里,它们背后是不是有某种共同的关切?
其实不管是关注哪一方面,都是围绕“自我成长”来进行的,因为这些命题关乎“自我”。
因为我是一位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关于性别的困惑和难题,比如小时候没有受过性教育,长大后需要自己去补充(也认为性教育对男孩女孩都很重要,所以希望教育资源稀缺的地方能补上这一课)。
我喜欢大自然,喜欢爬山,在自然中,我觉得被滋养,被接纳,审美也被启蒙,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自然环境不要被破坏。虽然这和现代社会的发展相悖,但是人类进军自然的脚步可以慢一点,可以更审慎一些。
动物权益也是一样,动物相对于人类来说是“弱者”,总是被放在次要位置,但不应该总是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02
您是四川人,生活和工作在北京。这种跨地域的身份,会不会让您在看这些议题时多了一层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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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曹雕在内蒙东乌旗道劳德湖工作。由张新华供图
我想,更准确地说,是我来自四川的农村,我的家人和亲友大多都是农民。这个身份和阶层,让我对同一个阶层有更多的理解。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也更愿意拍摄普通人的故事。
03
环境和动物这两类题材,拍摄对象本身是不会说话的。您怎么让一条河流、一只动物“被看见”?在这个过程里,有没有您始终拍不到的遗憾?
最近我正在做一个新的纪录片项目,拍的是呼伦贝尔一户牧民家庭养牛养羊的故事。我们在镜头里关注了一对牛母子,母牛大概是5岁,它的右牛角因为和其他牛打斗断了一截,所以我们叫它断角牛。断角牛今年4月生下了一头像熊猫一样的小公牛(因为它的两个眼圈都是黑的)。因为牧民要挤断角牛的牛奶,小公牛出生不久后就跟妈妈分离了。每天母子可以一起相聚的时间就是牧民阿姨挤牛奶的时候,阿姨会给小公牛留两个奶头的奶水,小公牛匆匆喝完奶之后,就被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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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角牛妈妈在吃草
断角牛去草地上吃草,总是很不安心,没有孩子在身边,它就一整天地叫。常常,断角牛不跟着牛群,而是跑到关着小牛的牛圈旁边叫,呼唤自己的孩子,焦虑不堪。
到了6月,牧民不再挤断角牛的奶,小公牛和妈妈终于可以一起,自由自在地在草地上吃草。它长得很快,到了9月中旬,就已经是个大个头了。我们本以为它们的故事就这样完结了,
没有什么可以拍的了,收工吧——两头牛每天不是吃草,就是躺在草地上反刍,要么就是在山坡上跟着牛群走,换个地方继续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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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牛长大了
结果不是!有一天小公牛正在山坡上啃草,突然它的妈妈在远处叫它,过了一会儿断角牛就出现在小公牛眼前。小公牛很自然地走到妈妈身边喝起奶来。我们开着相机等着小公牛,发现它喝完奶并不走开,也不抬头,而是把脸埋在妈妈的怀里,一动不动地享受和妈妈贴贴的感觉。过了一会儿它又走到妈妈的面前,把头贴一下妈妈的头,又贴一下妈妈的脖子,妈妈竟然拿头来蹭小公牛,温柔地贴了贴,舔了舔,蹭了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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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角牛母子在吃草(左边的两头)
04
在您与悦尔公益合作发布的《流动的童年与不缺席的“必修课”》议题影片中,韩雪梅老师为流动儿童补性教育这堂“必修课”,一做就是11年。您是怎么发现她的?第一次见面时,是什么让您决定要把这个题目拍下去?
最早是在2018年,在实务学堂(一个支持青少年自立的职业学习社区,目前位于广州;2019年我拍摄关于学堂学生成长的纪录片时,它还在北京。)的性教育课堂上,我认识了韩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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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时正在给学堂的学生们上青少年性教育课。当时的课堂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课堂很活跃,学生们积极投入参与讨论和自己息息相关的性教育议题。我被这个课堂感染了,也被韩雪梅老师的带课能力吸引了。
当时就想着,如果有一天能采访到韩老师,仔细听听她对性教育的看法就好了。所以我很快就加了韩老师的微信。不过,一直到2019年,在悦尔公益的支持下,我才给韩老师发送了邀请,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更让我开心的是,韩老师还分享了自己十多年做性教育背后的经历与感受。我也将此记录下来,以文字的形式分享给大家了。
05
性教育是最容易被误解的题材,拍摄对象又是孩子。镜头能到哪里、不能到哪里,您是怎么拿捏的?有没有因为伦理考量,主动放弃过某些画面?
有一段采访,是一位家长讲孩子小时候做过的一件事,我在剪辑的时候删除了这一段,因为害怕片子播出后,其他同学会拿这件事取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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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童年与不缺席的“必修课”》剧照:课堂上的小朋友
06
韩雪梅老师说:“性是与生俱来的,接受性教育,就跟接受其他所有的教育一样。”这部片子,您最希望观众带走的,是这一句话吗?还是别的什么?
对,我很认同这句话!
韩老师还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能代表家庭这边的情况——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本书中,思琪的妈妈说,要什么性教育呀,那是需要性的人才会做的(在书中,13岁的女孩思琪遭遇老师李国华强奸之后问妈妈,“我们家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 如果学校里没有性教育,家庭里也没有,那孩子怎么获取性教育呢?当他们还无法辨识网络上或真或假的信息时,可能就会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又或者他们在与人交往时,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孩子们就好像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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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童年与不缺席的“必修课”》剧照:学生在看安全教育课本
07
您一个人包揽导演、摄影、剪辑、撰文,题材又都落在“镜头的边缘”。做了这么多年,您觉得影像真的能让这些议题被改变吗?还是说,它的作用在别的地方?
我感觉很难改变一些现状,尽管我曾经关注过一些话题,这些事情也没有因为我的关注而有所改观。不过会有些微小的惊喜。2019年我拍摄了实务学堂的《独木桥之外》,过了两三年,有一个几乎没有联系的朋友说,她看了这个片子后,成了实务学堂的月捐人。好惊喜呀,她默默捐了两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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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绍:实务学堂是一个主流体制外的专为打工子弟的教育实验,办学期间多次搬家,自嘲“流浪学校”。但它像一棵野草,多次移植后依旧生机勃勃。作品纪录了2019年秋季学期,学堂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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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张老师在湿地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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