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赛

18岁辍学，干过工地、餐饮、摄影助理，公益，线上教育，开过店、公司。2013年雅安地震后进入灾区拍摄，此后参与汶川地震16周年系列纪录短片等公益影像项目。现在还在做AI社群，同时经营一家摄影工作室，专注公益领域。

“我是一个从底层走出来的普通人，一个一直希望被看见的人”——周赛自评。

01

您做了7年公益，最早是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影像”可以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

我小时候是留守儿童。初中从农村到城市，城里孩子管我叫“正义小鸡架”。因为我家做烧鸡卤味，校服即使洗干净了，貌似也有一些味道。同学给我起了这个外号，下课的时候，他们就那样到处喊我，看似开玩笑，但对我是一种语言暴力。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这个外号本身。是坐我后面的同学，刻意把桌子往后挪，跟我隔开一厘米。那一厘米，不是物理距离，是我和城市之间的一道鸿沟。那让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是农村来的，虽然穿着同样的校服，但我融不进去。我那时候开始自卑，也开始孤独。 
所以后来，当我第一次走进雅安地震灾区，拿起相机的时候，我特别关注那些孩子，尤其是那些被忽略的孩子。

周赛工作照

我拍他们，他们的恐惧、不安、嬉笑打闹，甚至一举一动，其实是在拍曾经的自己。我关注他们，其实是在治愈那个曾经没有被关注的我。当我的摄影作品传到公益组织后方被网上转发关注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但是这并不是我想一直做的事，这些孩子除了被看见，还需要实际行动，所以我参与大量儿童服务活动，做儿童服务站，带孩子们做游戏，组织音乐会，生日会，运动会等等，希望带给他们更多欢乐，也是带给自己。所以摄影只是成了我其中一项技能而已，不是全部。

02

那个让您心动的“转行”契机，是一次具体的经历，还是一种慢慢长出来的判断？

我18岁辍学之后，去了福州。当时身上只有400块钱，住十块钱一晚的大通铺，住宿舍等一个月发工资才买了被子盖。后来去内蒙古，零下三十度，住网吧，睡过银行自助取款机间，因为有暖气，早上被取款的人吵醒，但不敢睁眼。后来去工地，搬砖、铲水泥，一天吃几个馒头。再后来去北京婚纱影楼，做摄影助理，在高大上的办公室，富丽堂皇的影楼，有种脱离了底层最苦力的圈子，虽然在影楼做助理也是苦力，但不一样。有次北京发大水，影楼被淹了，别人提一桶水，我提两桶，光着膀子干。总监看见了我，重点培养我，所有的摄影老师任我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被看见，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影像也让我觉得附加了另外一种温度。

2010年在内蒙古网吧过夜，零下三十度把带的所有衣服都穿身上了

但我貌似没有天赋，或者自卑的我在沟通方面有很大短板。晋升考核没有通过，我有点急于证明自己，所以又离职了，回老家，去成都，希望通过跳槽去小影楼去当一名摄影师。
表面上看，我在不停地换工作，换城市。看似是我主动，其实是没得选。我没得选的原因是，我只有不断地突破、尝试，走出我的原生家庭、我的家乡、我的圈子，才有选择。
在成都一家摄影工作室应聘，才上了四天班，雅安地震就发生了，后来学习商业思维来做公益去了上海一家线上教育。后面开餐饮店创业、重回摄影、做综合体运营、开摄影工作室…
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做多了之后，知道这个不想要，就筛掉，做下一个。从18岁到现在，这个心一直没变过。

03

救灾和记录，这两件事第一次在您身上重合是2013年雅安地震的救援现场吗？是有人举起了相机，还是您自己按下了第一次快门？

但我进去的身份不是救灾人员，是记录者。当时很多救灾物资到了灾区，捐赠者不知道东西给了谁。我就强烈要求，要进入灾区，去给大家拍照片，给捐赠者一个反馈。

去的第一天，救灾和记录这两件事就在我身上重合了。我看到志愿者搬运物资，大汗淋漓，不计回报。我看到孩子们的眼睛。那时候我连相机都没有。有一个人带了相机但不会用，我就接过来，说：“我来拍，我会拍。”

2013年雅安地震跟孩子们在一起

在那个环境里，你不需要什么技术。你由心而发地去观察，去感同身受，你的视角、你的情感，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技术不是最重要的——对摄影者来说，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才是。

04

雅安、定西、鲁甸，三次地震您都到过现场。从灾难现场一遍遍走出来后，您对公益影像要拍什么、不拍什么这件事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触动不了我的我不做。但这些年我也做过一些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包括一些商业合作——当时做了，但做完就不想再接了。

单纯为钱去做一件事，我没有十足的内驱力。我不想成为那种做自己都不信的东西的创作者。

周赛拍摄灾区的小孩

05

像素君之前接触过汶川地震的现场采访者，是首批进入灾区的外地媒体记者，在那待了一个月，后面又回访过几次。很多年都不想再提汶川地震期间的经历，为什么您会把地震影像作为自己的标签？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上高二，是学校文学社的社长。那时候我组织卖校报，募款捐款。但说实话，那时候对地震的伤痛，我并没有太深的感受。它离我很远，我只是在做一件学生能做的事。 

2013年雅安地震跟孩子们在一起

后来我去雅安灾区现场，有次跟着一位大叔去他们坍塌的房子现场，听他讲述家人被房子压下去世的场景，有一周都不能从情绪中走出来，很难受，第一次这样面对死亡，我接不住，我才真正理解那些经历过的人。那段记忆太重了，重到很多人会选择把它封存起来。 
后来我走进了它，或许是因为我能面对，或许对曾经关于生命关于公益服务，我还有一道未解答的题，所以它不是我的消费，是我找到自我、看见自我的一个入口。
拍摄过程，不是去揭伤疤，而是去走亲戚。我们带着水果、牛奶，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他们有些人虽然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忘记，但他们现在变化很大，生活和心态都好了很多。
那是一个彼此倾诉、彼此表达、彼此看见的过程。我拍他们，他们也在看见我。我不是在消费他们的苦难，我是在和他们一起，记录一段真实的生活。 
很多见证者选择不提，是尊重。我选择提，也是尊重。我们对待记忆的方式不同，但那份重量，我懂。

06

公益人训练出来的本事：怎么走近一个人、怎么在不打扰的前提下取得信任。这些后来怎么反哺了您的拍摄？

做公益这些年，我学会了一件事——不装，才能走近一个人。

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的行为习惯，让我回到农村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这种状态，天然就能获得别人的信任。比如一个大哥抽烟，我给他递一支烟，我们两个在路边、在田间，蹲着抽抽烟。在农村,跟拍摄对象畅聊
走近一个人，不是靠技巧，是靠真诚。人跟人之间，天生是有信任本能的。因为大家都是人。

07

您既做过“伸出手”的公益人，又做过“举起镜头”的摄影师。这两种身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哪种更让您心安？

我觉得没有不同，是共生的。正因为我做过公益人，我才能真诚地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拍到那些真实的画面。如果我只是外面请来的摄影师，那些人会很抗拒我。只有搬过水、吃过方便面，成为他们的一员，镜头前的人才是真的。

所以哪种更让我心安？其实没有先后——两种身份都让我心安，它们缺一不可。

08

《乡村女教师的光明突围》这部片子，讲的是乡村教师长期伏案导致的近视问题。您选择从“教师健康”切进教育议题，背后是怎么考虑的？作为制片人，这次和之前做摄影/社工时的视角有什么不同？

我以前拍照片、做记录，视角和关注点很多都在孩子身上。尤其是那些被忽略的孩子。 但《乡村女教师的光明突围》让我第一次把目光转向了教师。

点击阅读伏案数十年换来一副沉重的眼镜：乡村教师如何实现“光明突围”？

那部片子讲的是乡村教师长期伏案导致的近视问题。我们一开始想的是“孩子的教育”，但后来发现，如果老师自己都看不清黑板、看不清孩子的作业，那教育从哪谈起？所以片子选择从“教师健康”切进去。
我以制片人的身份参与一部公益影片。以前我是举着相机的人，这次我是统筹和落地的人。视角不一样了——以前我只看镜头里的那个人，现在我还要看镜头外的一整个系统：老师需要什么、学校缺什么、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被更多人看见。 
那部片子让我明白，公益影像不只是拍孩子、拍弱者，也可以拍那些支撑孩子的人。老师被看见了，孩子的未来才有可能被照亮。
还有就是我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不管是更多的摄影师，还是更多的出资人，大家出钱出力出席出心的能够把这些题材做下去。

09

您作为摄影师，最满意的一个作品是什么？请展开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