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吴国骥:人们对真实性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强烈
2026-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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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骥

摄影师、导演、剪辑

自2015年起从事纪录片工作。曾在Figure、箭厂视频、VICE、ChinaDaily等机构制作作品;获2019年金秒奖最佳人物短片;代表作《喊麦之王MC天佑》《雄安新区的戏梦芭蕾》《东北往事》(入围HiShorts!纪录短片单元)、《自杀干预接线员》(金秒奖最佳人物短片)、《妈,我在北京挺好的》(入围北京纪实影像周);曾任Figure内容监制,参与河南洪灾纪录短片《救在壹线》。2026年10月,与悦尔公益合作发布公益影像《山林之女|采菌为生的女人》。


01


您曾用四个短句形容自己的作品:不自知的格格不入,全白费的努力,试图挽回的无法挽回,絮絮叨叨后的沉默不语。这四句话几乎是四个失败者的画像——您为什么反复被这类人和这类瞬间吸引?


以前刚开始学拍片子的时候,知道要去套用故事的结构。一个基础结构是,用片子去回答“我是谁?”“我遇到什么困难?”“我如何克服这个困难?”这个结构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简化版的三段式戏剧结构。



一方面,拍的片子多了以后,自然会对一种套路化的东西产生厌倦,想去尝试新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发现我遇到的很多人,并不真的清楚自己的所谓困境是什么,更不用说自己是不是已经找到方法克服了它。作为导演,当然可以去编织一个克服困境的英雄主义故事,不过又回到第一点上,我对塑造英雄这件事本身有些厌倦。


被拍摄对象夺走了相机


说回我对人物的倾向性,我不喜欢那些过于有方法的人,或者说,已经自洽的人。我喜欢不知所措的人,困惑的人,还在对答案不确定的人。有段时间我也羞愧地问自己,我这不是一种幸灾乐祸么?就是想看人间悲伤?哪出乱子就嗅着往哪钻?


我现在已经不羞愧了,平淡地接受:的确如此,我就是幸灾乐祸。在我看来,如何面对麻烦,就是人最闪光的时候。克服困难只是众多闪光中的其中一种。大部分的时候,麻烦还在那里,人也一直都在那里,没办法,但也躲不掉。当然这里的麻烦包括外部的麻烦,也包括人内心的疙瘩。


拍摄对象起越翠阿姨送给我她做的彝绣手袋

回到这个类型的人是不是失败者这个问题,我不认为他们是失败者,我反而觉得他们在真切的生活。对仍在麻烦中打转的人,我是带有崇敬之情的。这里没有一点怜悯的意思,找不到答案,解决不了问题,在我看来既不丢人,反而更接近生活的真相。


02

您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拍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人在逆境里主动做的那件事。《自杀干预接线员》里是接线的人,《山林之女》里是靠采菌养活自己的女人。您选择题材时,“这个人在做什么”比“这个人受了什么苦”更重要吗?


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我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于选择题材来说同样重要。如果只有做的事而没有做这件事的处境,观众就看不到这个人是在什么条件下做了一个选择;如果只有处境而没有那件事,那人在其中就只是一个被动接受者。这两者缺一不可,摄影机是在拍人在处境中作出选择。


观察拍摄对象与自然的关系


摄影机拍一个人的处境和拍一个人在做的事却很不一样。拍一个人在做什么其实很容易,只要事很具体,摄影机就一直有一个焦点,出门买个早点都能拍一场戏;拍一个人的处境很难。富足是一种处境,无聊也是一种处境,怎么表现富足与无聊?摄影机很容易被一个人在做的事所吸引,但没有表现这个人的处境的镜头,可能拍了一些空镜,但空镜不是处境。你得非常了解一个人,聊很多有的没的,你才能稍微看到这个人的处境是什么。


03

《山林之女》开篇第一句就是“起越翠喝下过几口汽油”,紧接着是差点被前夫用石头砸死——但您没有渲染,只用了几行平铺直叙。这样重的素材,您是怎么决定“不往深里挖”的?是先有这个判断,还是拍完回看素材时才定的?


在我看来,无论是起越翠差点被前夫用石头砸死,还是她自己也喝下了几口汽油,都在陈述一个简单的情况:这个人曾经在死的边缘。差一点被他人夺走生命,差一点自己放弃生命,这的确是一件沉重的事,因为它涉及到了死亡。我认为真正沉重的事情不需要渲染,反而需要克制,你需要与这件事保持一个距离,这种保持距离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沉重。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当时在现场我也没有继续挖这个话题。


点击阅读公益影片山林之女 | 采菌为生的女人


在片子里我放了一段起越翠和康丽在采菌子时候的对话,那段对话可以看出来起越翠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她怕蜥蜴,怕乌鸦,怕一个人捡菌子。这么一个胆小的人,当时在面对差点砸死自己的大石头,会是怎样的一种恐惧?当时她在喝下汽油的时候,生活和死亡,哪件事更让她害怕呢?


04

这部片子您一个人包揽了导演、摄影、剪辑、撰文。在楚雄的山上、市场里,一个人扛机器和被拍摄者相处,跟带团队去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您希望当时旁边还有一个人?


我拍的第一个片子也是在云南,当时是一个人在红河州的河口拍那里的越南女人。我很享受一个人拍片子的感觉,我有一种可能是错觉的笃定:当去到一个文化相对陌生的地方,保持一个作为外来者的孤独感,会让我更容易去接近本地人。


没有团队的时候


我认为康丽在很多时候成为了那个我希望身边还有的那个人。因为采访是用彝语进行,每次采访康丽都在场,帮助我逐句翻译。在后期剪辑的过程中,我们总共打了5,6个小时的电话,康丽帮助我翻译采菌子素材里阿姨们说的彝语。还有康丽的丈夫张可,我坐在打开门的后备箱里拍下起越翠在清晨骑车进山的镜头,就是张可驾车载着我。在片中结尾的篝火,也是康丽和她的家人们帮助我搭建的。我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康丽这个片子会是什么样子。


有团队的时候


我也很享受有同行者的时候。除了技术上的支持,我认为创作的过程中需要对话。做纪录片的人有时候阶层概念很弱,在我看来导演只是最后决定怎么做选择的人,但在做决定之前,导演可以和团队中所有人对话,如果他愿意的话。每一个人都是在场的观察者,每一个人都与被拍摄者有一种视角上的关系。


05

您此前在Figure、箭厂这些平台做非虚构内容,这次是和公益基金会合作。《山林之女》和过去那些片子比,“拍什么、拍多久、给谁看”这三件事,谁说了算的感觉有变化吗?


我之前所在的地方创作空间都是很自由的。可能在前期选题会上会卡得严一些,一旦选题通过了,后面更多是导演如何过自己这一关。每个人都很珍惜拍片子的机会,都会很用心去做。


摄影师在踩点


有的选题就是碰巧进入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时间窗口,不需要拍很久。多幸运啊,遇到这种选题真的就像你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坐在你身边又很聊得来的人,到站后各自下车;有的选题可能是导演拍上瘾了,想继续拍下去;还有的选题就只是卡在那里处于休眠状态。各种情况都有。


 至于拍给谁看,我觉得对于纪录片来说这个问题意义不大。


梦醒来就拍,拍完了就继续做梦


和悦尔公益的这次合作,其实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以前拍片子的时候还在自嘲,这么拍也不赚钱啊,这不是在做公益么。现在看来,能做做公益也挺好的。


06

2021年您谈过短视频时代的纪录片处境,有两句话我很喜欢——一句是“纪录片不再只是与纪录片竞争,而是和电影、短视频、网络综艺,进入到同一个棋盘里了”;另一句是“玩家更多了,也意味着产生更多样的玩法,这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好事”。五年过去,AI也进来了,您现在还这么乐观吗?


我觉得需要再退一步看这个问题。人们在寻找真实性,这种对真实性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强烈。亲密关系上我们寻找真正的爱情,旅个游要寻找没有被景区化的地方,食物要寻找没有食品添加剂的,友谊上我们寻找患难与共的挚交,活着要寻找人生真正的意义。我不觉得真实性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但这种渴求是真实存在的,它反映了我们富足的生活里有一种缺失感。


真实不只是存在


真实是一种感受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纪录片是带观众去看到没有被看到的世界,去看没有被看到的人。今天,人和世界都是处于一种过曝的状态 -- 影像上的过曝 -- 现在我们什么都看过了,什么花样都看过了。我不知道影像能不能代表一种精神食粮 ,如果能的话,我们的精神食粮非常充盈,但充斥着快餐和垃圾食品。


你可能吃了一个礼拜的外卖,也会在周末想自己做饭,哪怕花更多时间,哪怕吃得很简单,甚至哪怕它没有外卖好吃。我想说的是,看纪录片就像你吃腻了精神外卖,想清新一下去看的东西。


07

您做过《救在壹线》,700G素材剪成10分钟。您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前面水一点点淹到脖子的过程,后面那几句口号不会有力,前后的对比让它不再空洞。这种对“铺垫”的耐心,在一个人均注意力只有几秒的时代,还需要吗?


接着我上面说过的,纪录片没必要用短视频的方法去限定自己,那会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自己在家做饭,也不会被人要求要做得像外卖一样。纪录片在创作上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创作不确定性。我很高兴你提到我在做《救在壹线》那个例子,不过有无数种方法去剪那700G素材,我可能当时选的是最简单的一种。


08

往后几年,您想把自己放在公益影像的哪个位置?《山林之女》之后,有没有哪个议题是您一直想碰、但还没找到入口的?


我希望自己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没太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有机会,争取每年可以通过悦尔公益拍一个片子,能够保持以公众性为目的的创作,我相信对创作者本身是一种滋养。


还有数不清的故事在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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