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对电影有浓厚兴趣，大学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文化艺术管理专业。虽然课程涉猎广泛，但我在校期间特别专注于编剧、剪辑和摄影，逐渐坚定了从事影视行业的方向。

大四时，我参与剧组实习，并萌生了去北京发展的念头。毕业后，我冲动地坐了30个小时火车来到北京，在师兄的帮助下暂住沙发、开始找工作。后来加入一位知名导演的工作室，从助理导演做起，逐步接触并深入纪录片创作，至今已有十余年。

其实如今女性纪录片导演已经很多，但十几年前还寥寥无几。

刚入行时确实遇到一些挑战，尤其是在与摄影师合作过程中。早期因为沟通经验不足、又希望摄影师能理解内容表达，而不是仅仅“听指令”，常常不被一些资深摄影师重视。

但随着经验积累，后来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比如纪录片导演赵昶通，我俩的合作是，他当导演的时候，我可能当他的剪辑，或者我当导演的时候，他当我的摄影，所以我俩就关系特别好，一直在合作，因为彼此有默契。

这真的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短片。

当时我在一个鼓励原创选题的纪录片平台“Aha视频”工作。那时是平台刚起步，鼓励导演自由报题、自主创作。我偶然读到一篇由游戏媒体-触乐网发布的关于“三和大神”的特稿《在三和玩游戏的人》，讲的是在深圳龙华三和人才市场附近，一群日结青年在网吧中过着“日结一天可以玩三天”的生活。这种看似“躺平”，实则被现实挤压出的生活方式让我非常震撼。

我联系了文章作者杨中依，了解到他曾在网吧与这些人同吃同住多日，深入观察他们的日常。

我决定用影像记录这一群体，并得到了平台的支持。出发前，我还获得了一些初步采访线索，但说实话，那时我对即将面对的困难几乎一无所知。

真正到了三和，才发现那是一个复杂而危险的地方。这里聚集了大量无稳定收入、甚至与家人断绝联系的边缘人群，社会关系混乱，黑白界限模糊。

那里的生活成本非常低，网吧一天只要几块钱，住小旅店、吃顿饭也不过两三块，一桶水两块钱。据说在网吧通宵也就五块钱，旅馆15块钱一晚，几乎没有任何开销。

于是大家就聚集在那里打游戏，玩到没钱了，就出去干一天活，赚个一百块再回来继续待着。久而久之，这种生活模式成了他们的日常，慢慢也就习惯了——仿佛这样过下去也没什么不好，活着，似乎也就这样了。

我们拍摄时面临多重阻力：网吧老板严禁拍摄，白天公开拍片会遭到驱赶；只能等到凌晨3、4点偷偷进去，用手机或隐藏设备拍摄。因为我是女性，我一露面就会引起关注，所以很多时候只能让摄影师潜入，我在外等待。

即使是在街头扫拍，也很不自由，有一次还被当地辅警跟踪盘问；一些受访者也借机索要钱财，说“给我100块我就告诉你内幕”。

整个拍摄过程非常紧张，是我从业以来最难的一次拍摄经历。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完成了这部作品——它是中国首个以影像形式记录“三和大神”生态的纪录片，我拍完之后日本 NHK 也去拍了。虽然后来因故下架，但它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纪录的力量，也让我明白：有些故事，值得冒风险去讲述。

我认为纪录片的魅力在于它不仅是对现实的忠实记录，更是一种深度的情感交流。当我拍摄时，最重要的是建立与拍摄对象之间真诚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最终影片的质量——你对他越真诚，他对你也会越坦诚；你们之间的交流越深入，观众就能感受到越多的真实情感。

以《三和大神》为例，我选择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角色，如谭哥和老杨，通过他们的故事展现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像“墙上的苍蝇”那样仅仅旁观，而是积极地参与其中，进行互动。虽然纪录片不同于新闻报道，我们需要选择性地剪辑素材，并决定如何组织这些片段来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但这一切都基于真实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为了制造虚假的情节，而是从大量素材中挑选出最能反映主题的部分，并通过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强化这些内容。

比如，某些场景可能会被要求重复拍摄，但这并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日常生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真实性，同时也能传达出导演想要强调的社会意义。

在后期制作中，我们会精心挑选那些最打动人心的画面，将它们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通过这种方式，观众不仅能直观地看到这些人物的生活状况，还能深刻体会到他们背后的无奈与困境。这需要导演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理解能力，以便准确地捕捉到那些触动灵魂的瞬间，并将其转化为影像语言。

总之，在保持客观记录的前提下，适度的主观表达不仅不会削弱真实性，反而能让影片更具感染力和社会价值。关键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用技巧和情感去引导观众，让他们能够透过镜头看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

在选择拍摄题材时，我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兴趣与专业背景，二是该现象背后是否有值得深入探讨的社会意义。

随着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的兴起，许多特稿文章揭示了社会各个角落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创作素材。

我的精神偶像是枝裕和曾说过：

“许多年轻人却没有用镜头去观察他人的愿望，无法与镜头面对面建立关系，因此只能把镜头对准早已熟悉的关系，例如家人、恋人或自己。所有人都在向内，而非向外注视。要么然的就处于自闭状态，要么就突如其来地以主观暴力方式把注意力向外发泄，徘徊在两极之间。我认为，假如不能普普通通地，像我们此刻面对面聊天交流一样去运用收摄影机，就无法通过拍摄纪录片，在过程中获得成长。”

这段句话深深影响了我，使我意识到纪录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外界，对他人，应该用平视的目光去探索和理解。

我很关注少年、青年、成长相关的话题，同时，我也会选择那些让我感到好奇、生活中难以接触到的现象进行拍摄。

例如“三和大神”群体，表面上看，他们似乎过着一种消极的生活——打一天工，赚一百块，然后继续待在网吧里。但这种表象下隐藏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个人故事。为什么他们会滞留在这个地方？每个人背后有着怎样的经历？这些问题驱使我去探寻真相，并试图让更多人理解他们的处境。

同样，在拍摄关于武术大师的纪录片时，我也带着类似的疑问：传统武术的江湖还真实存在吗？这些大师们是真正懂武艺还是仅仅为了赚钱？带着摄影机我通过跟随一位年轻人的视角，像公路电影一样去寻访各路武术大师，让观众跟着我的镜头去探访现代的“武林”呈现的丰富样态，自己去发现答案。

拍摄过程中，我发现每个人背后都有独特的经历，有的充满伤痛，有的则让人深思。这些故事往往反映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人际关系的疏离、为了逃避家庭变故的伤痛，或者经济压力下的无奈选择等。正是这些隐秘的故事赋予了纪录片以生命力，也让观众能够从中找到共鸣。

记得有一次，一位年轻观众给我发私信说，他曾经也差点成为“大神”，但在看了我的片子后决定站起来重新面对生活。这样的反馈让我深刻体会到纪录片的力量——它不仅能改变个体的命运，还能激发整个社会对于某些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所以，对我来说，选择一个题材的标准就是：它是否能引发深层次的社会讨论，是否能让观众从中获得启发，并最终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这也是我坚持拍摄那些不太被人理解的人或事的原因，也是我拍摄纪录片的快乐所在。

说实话，我一直觉得长纪录片的观众群体本来就不大。近两年情况更严峻——发布平台越来越少，很多媒体削减了纪录片预算。毕竟这类内容投入高、周期长，回报却非常有限。不少曾支持纪实创作的平台也难以为继，整个行业都在收缩。

但我不太纠结于“必须花多少钱去拍”。我更在意的是有没有持续记录的动力和表达的欲望。

去年我开始自己做一个栏目叫《走出孤岛》，初衷很简单：即便采访机会变少，我也想继续观察他人、理解不同的人生。

这个栏目是短纪录片的形式，每集大约20分钟，以人物采访为主线，结合纪实拍摄。我自己策划、拍摄、剪辑，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发布。虽然目前只做了一集，但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长期项目。

我觉得关键在于“拆解”与“转化”——比如一部长纪录片可以被剪成多个短视频片段，在抖音、B站或小红书上传播。每个话题都可以单独做成一个cut，引发讨论、吸引关注。这样不仅扩大了传播面，也让观众更容易接触到核心内容。

除了人物类内容，我怀孕的时候也在做vlog，记录自己的生活。这几年我对女性议题越来越关注，无论是拍别人还是拍自己，我都希望用影像建立连接，打破隔阂。

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而纪录片是我走出去的方式。

只要还有人愿意看、愿意思考，纪录片就不会真正消失。

对于《逆境之美》这类具有公益属性的影片，在传播过程中，特别是在选择媒体平台进行推广时，不同平台的需求和侧重点各有差异。一些平台更关注话题性和流量，希望通过这些元素吸引观众，从而提升传播效果。

然而，当涉及到商业项目时，品牌方往往希望影片能更多地突出其品牌形象或产品特点。

这种情况下，导演需要在保持影片核心价值的同时，满足合作伙伴的需求。例如，有时品牌方可能会要求强化某些特定的内容，以更好地展示他们的品牌理念。

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做法是首先坚持自己的创作初衷。如果我认为某个话题更能反映影片的核心价值，我会尽力去维护这一部分的内容。

当然，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妥协的时候。通常我们会通过协商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保留影片的独特视角，同时也适当增加品牌方希望强调的部分。

总的来说，关键在于找到一种既能体现影片公益价值，又能满足商业需求的平衡方式。这不仅有助于扩大影片的影响力，还能确保其核心信息得以有效传达。

其实这两部作品所聚焦的对象和语境完全不同，因此它们在“励志”与“现实”之间的表达方式也有所区别。

《燃点》我是电视版其中一集的分集导演，这个纪录片记录的是当时正处于中国创业热潮中的企业家们。他们大多来自互联网行业，有项目、有融资、有梦想。这部片子本身带有一定商业属性——平台愿意投资这类内容，观众也爱看。

我们拍摄的不仅是他们的奋斗历程，更是在讲述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但归根结底，这种“成功学式”的叙事只有在结果出现后才成立：你成功了，你才有资格站出来分享经验；如果你失败了，即便再努力，也很少有人愿意听你说什么。

而《这个煎饼要做到什么时候》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是从一个日常小吃切入，去挖掘背后的人生故事。拍的是底层人物如何在现实中挣扎求生、坚持谋生。这类题材更具烟火气，也更容易引发大众共鸣。它的受众更广泛，也更贴近生活的本质。

从创作角度来说，我并不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所谓的“撕裂”。它们只是面向不同人群、承载不同情绪的作品。如果说《燃点》是一种“向上的凝视”，那么《煎饼》就是一种“平视的生活”。一个是讲方法论、讲机会、讲资本的故事；另一个则是讲日常、讲坚持、讲微小希望的生存实录。

当然，从观众角度来看，可能会产生落差感。比如很多看《燃点》的人，可能自己也在创业或对商业世界充满幻想，但他们最终的现实处境，或许和做煎饼的人并没有太大差别。甚至可以说，普通人的创业更像是“煎饼式”的——没有投资、没有光环，只有一天天地熬过去。

所以我觉得，“励志”是被包装出来的，而“真实”才是大多数人的常态。作为创作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制造幻觉，而是提供不同的视角——让观众既能看到光鲜的一面，也能理解平凡的价值。

说实话，这个问题让我有点感慨。因为我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行，甚至有时也觉得自己需要一些建议。但如果一定要给新人一点建议的话，我想说：先拍起来，别等。

现在拍摄的门槛已经很低了，手机、小相机、大疆稳定器……你完全可以用这些工具去记录你想表达的内容。

技术不再是限制，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观察社会的眼光，有没有对现实的敏感和热情。

我鼓励大家从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出发，去记录那些在你身边、但容易被忽视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现象。

很多公共议题其实并不遥远，它们就藏在日常里——一个社区的变化、一个人的挣扎、一段沉默的声音。只要你愿意走进去、拍下来，就是一种介入和表达。

当然，现实是很多新人会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但纪录片这个行业本来就是“以拍养拍”的。很多优秀的独立导演也会接商业项目、拍广告，靠这些维持生计，再反哺自己的创作。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

这几年我对自己的职业方向做了一些调整，也可以说是重新规划。纪录片行业整体在走下坡路，平台越来越少，很多想拍的题材根本无法落地。

为了维持创作节奏，我开始接一些商业纪录片的项目——用纪录片的形式讲品牌故事，本质上是一种带有纪实风格的广告内容。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尝试向剧情片转型。目前我正在写一个长篇剧本，依旧以我长期关注的社会议题为背景，我的创作方式是先做调研——找到真实人物，了解他们的真实经历，再将这些素材转化为虚构故事。我希望即便是在剧情片中，也能保留纪录片式的现实质感。

当然这条路并不容易,所以我选择用剧本的方式去表达，参加创投、寻找机会，看是否能把这个项目真正拍出来。

除此之外，我也帮朋友做一些实验短片或剧情片的执行导演工作，并尝试自己投递短片项目到各类创投平台。可以说，我现在正从“记录现实”逐步走向“虚构表达”，但内核依然是我对社会、对人的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