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告诉过你吗？“不专注”其实是一种病，而且是可以通过科学方式诊断和治疗的。
大多数人第一次听说“ADHD”，并不是从医生口中得知，而是被平台算法“推荐”了相关内容。毫无疑问，你最近很可能搜索过类似“如何提高专注力”“自控力差怎么办”这样的关键词。
ADHD是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的缩写，中文全称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虽然这个全称略显拗口，但它的俗称——“多动症”——你一定耳熟能详。
“多动症”这个词大约是2000年左右在国内流行开来的，当时它是一个万能的“大口袋”——只要学生行为稍有异常，比如不听讲、恶作剧、顶撞老师，甚至欺负同学，统统都可以往里面装。尽管从医学角度来看，这种标签化的做法极不严谨。
一时间，“孩子是不是得了多动症？”竟成了一种校园流行语，尤其是学期末，当家长会与成绩单如约而至时，一些打着“治疗多动症、抽动症”旗号的保健品广告也纷纷登场，仿佛这些病症是可以通过一瓶营养素或一盒口服液解决的。
至于这些产品的实际疗效，如今已难以考证。但从当下网络平台上关于注意力问题的热烈讨论来看，人们对“专注力失控”的焦虑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随着社会内卷的加剧和舆论的推波助澜，被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但事实上，ADHD并不可怕，也不神秘，它是一种真实存在、可被诊断、可以干预的神经发育障碍。
当我们以科学、理性的视角重新认识它时，或许你会发现，这扇名为“理解”的窗户正缓缓打开，带来的是接纳、改变与希望。
孩子学习困难？根源可能在脑神经发育
一个上午，李丽医生的“学习困难门诊”接诊了20多组家庭。
尽管家长们彼此互不相识，但他们对孩子的描述却出奇一致：“写作业拖延”“做事容易分心”“跟不上老师节奏”……
初次看到这种场面的人，甚至会以为这些家长来之前统一过说辞。
“学习困难门诊”就像是一道入口，所有存在学习困难的孩子都可以来这里寻求帮助，而真正的病因，则需要通过专业评估才能明确：有的孩子是神经发育障碍，有的则是情绪或认知方面的问题。
在众多可能的诊断中，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是最常见的一种。
“ADHD的成因主要与大脑前额叶发育滞后有关，同时伴随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调节异常。”每接待一组家庭，李丽都会耐心地解释一遍ADHD的病理机制。她希望家长们明白，这不是孩子懒惰、调皮或者缺乏管教的结果，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
与一般的注意力涣散不同，ADHD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它的临床评估主要包括两方面：核心症状和功能损伤。
核心症状通常表现为三个方面：
注意力不集中——上课走神、听讲效率低；
多动冲动——坐不住、插话频繁；
对立违抗——易怒、不服从指令。
这些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被误解为“调皮捣蛋”，但实际上，它们是疾病的表现，而不是性格问题。
针对核心症状，临床上最常用的治疗方式是药物治疗及行为干预、心理治疗等，其中哌甲酯类中枢兴奋剂属于一线药物。
一名男孩在李丽医生的诊室接受诊疗。
一位家长曾向李丽抱怨：“我们孩子用了半年药，老师说进步挺大。后来复查时医生说可以停药了，我们就停了。结果没多久，老师又说他跟不上了。”
李丽耐心解释：“这类药物一般建议使用2到3年。这期间的目标不仅是缓解症状，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你才用半年就停药，孩子还没建立起稳定的自我管理能力，完全是靠药物维持状态。一旦停药，自然会出现反复。”
儿童保健科发育评估区门口满是孩子和家长。
而对于功能损伤——如学习能力、任务启动、情绪调节等执行功能方面的不足——通常会给患者带来更长期的困扰。由于神经发育的滞后，很多孩子错过了6至12岁这一关键的发展窗口期，未能自然习得这些执行功能。随着成长，这些损伤逐渐显现出持续性的影响，例如：时间管理混乱、情绪波动大、人际关系紧张、工作效率低下……
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自动消失，反而可能伴随患者进入青春期乃至成年阶段。
有些孩子经常会自己跑到操场的墙角玩耍、涂鸦。
因此，对于功能损伤的干预必须尽早展开，除了药物治疗，还需要结合非药物手段进行综合管理，包括行为管理、认知训练、心理咨询等。
可以说，ADHD不只是一个“注意力不好”的问题，它牵涉到整个大脑的发育轨迹。
理解这一点，不仅有助于科学干预，更能帮助家长和社会摆脱偏见，给予这些孩子更宽容、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患儿：塑造良好习惯，应对ADHD带来的混乱
在艾袒心家庭教育中心，ADHD综合干预师申林正在为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执行功能训练课。
初看课堂，仿佛置身幼儿园：老师带着孩子们玩游戏、做练习。但事实上，这是一节专业的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干预课程。
申林通过精心设计的游戏与练习，逐步提升孩子们的各项能力，并在师生互动中引导他们修正不良行为，建立积极的行为习惯。
这类“执行功能课”属于“行为管理”的范畴。在中国、美国及英国等国家的ADHD治疗指南中，行为管理和兴奋剂类药物被共同列为一线干预手段。
孩子们在游戏中接受训练。
所谓行为管理，是指通过观察和引导儿童的外在行为，运用具体策略和方法，帮助他们逐步改善问题行为，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
“吴同学，这样是犯规的哦。”
“那我就要犯规！”
“如果你犯规了，纪律奖章就拿不到了，你自己决定。”
“那……那我要作弊！”
这样的小插曲几乎每节课都会发生。孩子们每隔三五分钟就会情绪高涨或行为出格，老师们则需要一次次耐心地接住这些突发状况，在维持课堂秩序的同时，引导孩子们完成学习任务。虽然过程充满挑战，但看到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进步，老师们也倍感欣慰。
“快期末考试了，你们复习得怎么样？”
“我要考进前十名！老师现在觉得我可有希望了！”
“真的啊？铭铭，你跟刚来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
孩子们在游戏中接受训练。
通过对10余组课堂的观察我们发现，刚接受干预1至2个月的孩子，仍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行为——频繁插话、小动作不断、擅自离座、抗拒指令等。而那些持续接受6个月以上系统干预的孩子，则表现出明显的进步：他们能够安静听讲、独立完成任务，多动与干扰行为显著减少。
这一变化表明，系统的、长期的行为干预对改善ADHD症状具有显著效果，且干预时间越长，效果越稳定。
当然，儿童行为管理并不仅仅依赖于专业机构的课程训练，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课堂中学到的良好行为迁移到家庭和学校的真实环境中。尤其在家庭中，家长在日常教养中的言行示范与管理要求上的一致性，是孩子能否将规范行为内化为生活习惯的关键因素。
然而现实中，许多家长由于工作压力、育儿知识不足或其他限制，难以给予孩子足够的支持。因此，除了针对于孩子的干预，也亟需为家长提供更多资源与指导，让孩子的成长之路更加顺畅、有序。
家长：父母先成长，孩子才有依靠
“我本身脾气就大，再加上抑郁，又有一个ADHD的孩子，我真的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每天对着他就是吼，有时候他一拖拉，我就控制不住情绪，甚至拿衣架打他，打得他手脚都青了。”
阿莲是铭铭的母亲，也是一位普通的职场妈妈。她一边要工作维持生计，一边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三年前，她被确诊为抑郁症；几乎在同一时间，儿子也被诊断为ADHD。那段日子，她仿佛陷入深渊，一度甚至想过放弃。
像阿莲这样深陷多重困境的家长，在中国并不少见。对许多家庭而言，ADHD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术语，它意味着日复一日的混乱、失控与焦虑。崩溃、内疚、无力，成了这些父母最熟悉的内心状态。
艾袒心ADHD家庭教育中心翟胜男老师在和ADHD孩子家长沟通。
在家庭养育教师翟胜男看来，很多家长面对ADHD孩子的无力感，并不只是源于对疾病知识的缺乏。更深层的原因，是长期压抑的情绪、无法调和的家庭矛盾，以及自我支持系统的严重缺失。
“如果只是照着指南执行，也许只要教会家长方法就够了。但现实远比这复杂——光有技巧远远不够，很多父母自己也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
在家庭养育课程中，老师不仅要扮演养育顾问的角色，更要成为家长的心理支持者。
一方面，他们传授具体的沟通技巧与行为管理方法，帮助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规则、改善亲子互动；另一方面，也为那些早已在育儿重压下透支情绪的父母，提供一个安全的情感出口。有的家长在倾诉中泪流满面，也有人在被理解和接纳的过程中，逐渐放下了对孩子的苛责。
“我上了半年课，现在抑郁症已经基本好了，火气也没以前那么大了。孩子看到我也很开心，我自己也不再那么容易情绪失控。”
对阿莲来说，最大的改变不是孩子的成绩提高了多少，而是她终于学会了如何控制情绪，不再动辄对孩子大吼大叫，也不再因为一张试卷或一次磨蹭就陷入崩溃。更重要的是，她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孩子需要被引导和陪伴，而作为母亲的自己，同样需要被关爱和照顾。
养育，从来不只有付出。只有当父母先学会安顿自己的情绪与生活，孩子才能真正拥有一个稳定、温暖的成长环境。
学校：用制度建设托起ADHD儿童的明天
深圳市笋岗小学，ADHD孩子和正常的孩子在一起上课、玩耍。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革新，融合教育正日益成为推动教育公平与包容性发展的路径。
所谓融合教育，就是让特殊儿童在普通班随班就读，与大家在同一个环境里共同学习、成长。但这也意味着，学校层面的特殊教育水平必须同步升级。
一名男孩在上课的时候走神了。
过去，对特殊儿童的关怀，更多依赖的是一线教师的理解和额外付出。而现在，则需要有一整套可落地的制度，把这份支持延伸到每一个角落。
“我们学校从2015年开始，就是罗湖区首批融合教育的试点学校。过去10年里，我们学校持残疾证的，以及有医学诊断证明的学生，每年平均在50到60人左右，其中ADHD儿童的比例算是比较高的。”
“我们普教教师对于特殊教育的了解比较有限，更多还是得靠实践中的摸索。”
刚开始，文洪玉在面对多动症的孩子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她只能一边阅读相关的书籍，一边认真倾听孩子和家长的声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慢慢地，学校对特殊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现在安排了专职的心理教师，为特殊儿童提供每周一对一的辅导，还会让学科教师和心理教师‘结对子’，一起配合帮助孩子更好地适应环境。现在遇到棘手的问题，心理教师都会帮助我一起来解决。”
文洪玉和学校的专职心理教师在交流。
在融合教育理念的普及下，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把科学的行为管理方法应用到日常教学里。过去常见的指责、体罚，正在被更多的鼓励和正向引导所替代。
这样的改变，受益的不仅是特殊儿童，而是全体学生健康成长的权益。
“在过去，很多家长对特殊儿童的了解并不充分。孩子之间一旦有了小冲突，大人介入的不得法，就容易把矛盾升级成家长之间的对抗，双方互不相让，最后把事情闹得很僵。“
文洪玉与ADHD儿童家长定期沟通，互通孩子在学校、家庭的表现情况。
现在，学校越来越重视与家长的联系，定期召开特殊儿童的家长会，及早对孩子的问题进行梳理、反馈。特别是对一些有疑问、有顾虑的家长，笋岗小学的校长还会亲自一对一沟通，向他们普及全纳教育的理念——即让每个孩子都在同一个校园里被公平对待、被看见，不因能力或差异被排斥在外。
家长慢慢理解了孩子的特殊性，也更愿意和老师、学校一起想办法，而不是一有矛盾就互相指责。对孩子们来说，有了这样更温和的家校氛围，他们也才更有机会把校园当成一个真正安全、可依靠的地方。
医院里的ADHD宣传手册。
当前主流医学共识认为，ADHD的干预不能依赖单一路径，而应由医院、家庭、学校与儿童共同构建一个结构清晰、相互支持的干预体系。
医院是干预的起点，承担诊断评估、识别症状并制定治疗方案的职责；
家长负责日常的行为管理与情绪支持，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低压力的成长环境；
学校作为儿童主要的学习场所，应配套适当的特教资源，并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协作；
而儿童本身也并非完全被动，他们需要在理解与协助中逐渐建立对专注力、冲动控制等能力的自我觉察与调节。
这一干预链条中的任何一环缺失，都会削弱整体效果。
正是通过这种“四位一体”的协作，ADHD的核心问题才能在真实生活中得到有效回应，孩子也才可能在现实中被持续看见、真实接纳，并逐步建立与外部世界的稳定连接。
在当今这个高度竞争、以成绩和效率衡量价值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只关注结果，鲜少耐心去理解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差异。
对ADHD群体而言，他们并非缺乏能力，而是难以按照社会所期待的“标准化节奏”去展现自己。他们的注意力常常在关键时刻游离，在不该分心时走神，于是被贴上“懒惰”“不自律”“不合群”的标签。
当优绩主义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这群人便更容易被误解、忽视，甚至边缘化。
ADHD的治疗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孩子。但在这一路艰难的陪伴中，只要有人愿意理解、有人始终同行，哪怕是在一个追求效率与成绩的社会里，那些专注力失控的人，也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即使不在“优绩”的光环之下，他们依然值得被看见、被接纳。
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学会为“不同”留出空间，社会也将多一份弹性，多一缕温度。
参考资料：
*《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
*美国儿科学会.《儿童与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诊断、评估与治疗临床实践指南》
*艾袒心家庭教育中心的胡俊红、于盈老师对本片亦有贡献
